四川新闻网成都12月30日讯（记者 余娜）近日，记者走进了老红军、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老领导邓忠德家中。96岁高龄的邓老面色红润，精神矍铄。难以想象的是，邓老不久前经历了两次大手术的折腾。引自：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2/30/11676005_0.shtml
邓老得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发出《关于四川省牵头组织“长征路线”申遗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化馆”建设的对策建议》后，欣然表示：好，好啊！并为长征路线申遗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红军精神 时时处处凸显
邓老年轻时是红四方面军李先念的部下。1935年3月，邓老所在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长征，三过草地，到1936年10月与一方面军会宁会师结束，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4省，行程1万余里。
参加红军后，邓老通过努力，逐渐成为一名优秀的报务员，后来还成为通讯专家。1953年中央军委下达命令，邓老任中央气象局通讯处处长，处于业务和管理中枢机构。1955年，邓老接受组织安排，担任北京气象学校党委书记兼任校长。后来，他又担任了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的领导。“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身为老红军的邓忠德校长，在治学育人的事业中，时时处处凸显着红军精神，他的言传身教铸就了我们气象学校的灵魂。”成都气象学校（现为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地区68级同学会曾经这样写道这位老红军、老校长。
邓老和爱人祝静敏都是军人，他们5个子女就有3个参军。邓老的女儿邓鲁平也是一名军人出身，她说，年轻时本来已经开始分派工作，但内心就觉得应该参军，不参军绝对会后悔。“老爸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以身作则的工作态度和终身不变的红军精神，似乎化作血液流入我身体，成为我的天性。”
回忆长征 战友尸骨堆路边
“第二次走草地，当时从芦山下去到雅安时，武器弹药都没有了，国民党重兵保守想要歼灭红军。没法打仗，我们又返回草地，开始第三次过草地。返回途中，我看到战友的尸体堆积路边，很多很多，有的已经露出了白骨。”那是邓老长征中很受震惊的一幕。回忆起长征，邓老陆陆续续说起过去的事，“为了躲避国民党袭击，部队尽量选择晚上摸黑行军，走路时太疲倦，有时会一边走一边做梦，眼睛完全水肿了。过草地，最难走的点不是夹金山，虽然它海拔很高，爬了一天才爬到山顶，但当时我们过的时候，天气比较好，山上没有什么积雪，所以比较顺利。最困难的是过党岭山，山顶到处是雪，冰天雪地的，在那上面不能大声说话、不能打枪、不能坐下。人人太疲倦了，但一旦坐下，人就会立刻被冻住，拉也拉不动，很快就牺牲了。”
老战友聚会 谈笑风生不言长征苦
“解放达县”时，邓老在战斗中负伤，小腿被一颗子弹穿过，当时忙着打仗高度紧张，受了伤也没有多少感觉，后来一战士发现他裤脚都被血浸透，这才晓得自己受伤了。那时药品急缺，治疗也非常简单。“年轻嘛不怕疼，没有麻药就咬着牙，直接拿个纱布浸些盐水穿过那个枪打的洞来回穿梭，消下毒就好了。”对于那次受伤，邓老轻松地看待，他说：“过三次草地，脚没什么影响。”
邓鲁平说：“以前，爸爸跟其他老战友聚在一起时，也会聊到过去长征发生的事，大家总是谈笑风生，从来没听他们说过那时有多难有多苦。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我只听过爸爸对我说过唯一一次‘难’，就是第三次过草地的时候。”邓老说：“当时张国焘认为自己力量强大，强行南下，后来失败，导致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那时我们年轻扛得住，第一、二次过草地都不算难，难的是第三次，因为经过一、二次后，草地被我们吃得连草根都没有了。那时完全没吃的，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野萝卜（只是长得像红萝卜），味道很苦，但我们把萝卜缨都一起吃下了。不过，这样的运气一路上很少能碰到，每个人都瘦得跟皮包骨头一样。”
老红军家属：长征申遗 希望做实事
邓老听说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发出《关于四川省牵头组织“长征路线”申遗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化馆”建设的对策建议》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后代，恐怕很少有真正了解长征的了，如果申遗成功，他们应该会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人的奋斗，如今的天下如何得来，应该理解一下。”随即，老人用颤抖的手郑重地写下“支持长征路线申遗”。
对于长征路申遗，邓鲁平说：“这件事做得非常好，现在孙子辈的后代，已经觉得这些仅仅是书本上的故事，我的儿子也会觉得这些只是讲故事。我跟他说，你的两个爷爷（邓鲁平的公公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都参加过长征，这些伟大的经历并不仅仅是故事而已。平时，一般是在特殊节日人们才会有纪念长征的活动，但影响很小。申请非遗后，长征的记忆将会被永久保留，那么将会对我们的后代产生更大的影响。我只是认为申遗如果能早些年进行就好了，现在的老红军越来越少了。既然现在进行了这个活动，只希望为它真正做实事。”
引自：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2/30/11676005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