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先望
一、创业艰难老红军
父亲红军时期的老照片
我的父亲漆承藻,1905年10月28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斑竹园镇漆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在成都军区后勤部工作,1963年2月4日在成都病逝。
作为长子,父亲去世时我还不满12岁,对父亲长期的革命经历知之不多。但仍然通过父亲少量口述回忆和文字简历,结合查阅大量史料,了解到一些梗慨。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建立的红三十一师,1929年5月商南起义建立的红三十二师和1929年11月六霍起义建立的红三十三师,是红四方面军的三支起家队伍。每个师创立之初,都只有一百余人。父亲作为商南起义的参与者,是红四方面军名副其实的老兵。幼年时,父亲曾亲口给我讲过1929年10月在红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领导下,参加“智取商城”的战斗故事。其中,化妆入城的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所在部队改编为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父亲先后任该团二营五连班长、排长、副连长,后又升任十一师师部特务连连长。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和潢(川)光(山)四大战役。1932年10月鄂豫皖四次反围剿失利后,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行转战三千里,于1932年12月下旬随部队翻越大巴山,经通江两河口进入四川。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父亲作战勇敢,先后六次负伤。特别是在1933年4月的万源战斗中,时任十二师三十六团特务连连长的父亲,腿部和胸部负重伤,留下终生残疾,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1935年3月,父亲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供给处长,亲身经历了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这一艰难里程。当时他已是配有马匹的营级干部,也许正是这匹战马帮助他三次穿越了考验生命极限的茫茫草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军十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父亲先后任该团一营副官和团部管理主任,参加了著名的夜袭阳明堡机场战斗和百团大战,使嚣张的日寇受到沉重打击。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直到1944年4月才赴延安休养。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先后任中原野战军三纵队新兵团和二十三团供给处长。1947年随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披着战争的硝烟返回了阔别15年的家乡。1948年参加淮海战役,亲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1949年11月随部队参加川黔作战,入川后父亲任酉阳军分区供给处长。这是时隔十七年后父亲第二次入川,从此作为成都军区的一员驻守天府之国。
二、革命风范育后人
父亲荣获的三枚勋章
1957年授勋时,父亲依据资历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尽管论军龄,父亲是红四方面军为数不多的老资格,但由于年龄偏大,没有文化和伤病缠身,职务上一直踏步不前。时任成都军区后勤部管理科长的父亲,1955年授衔时仅获少校军衔,并早在1958年就因病离职休养。
父亲虽然没有耀眼的职务和军衔,但他言传身教的革命风范却给子女留下了最为宝贵的人生财富。
一是艰苦朴素。父亲职务虽然不高,但有远远高出同级干部的军龄补贴和作为二等甲级残废的伤残津贴,收入并不低。且只有4个子女,家庭负担也不重。但父亲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吃饭时,我们撒在地上的饭粒,他都要捡起来吃掉。夏天,他常穿着一双草鞋,宛如一个普通百姓。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子女尽管现在大都收入不菲,但都保持节俭的习惯。
二是廉洁自律。父亲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经常与钱打交道。但一直廉洁自律,公私分明,没有任何瑕疵,这一点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目前,我们兄弟姊妹4人都已经退休,却从没有一人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
三是重视学习。父亲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更感掌握文化知识的重要。我看过他在西南军区速成中学的成绩,都是4分以上。当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能取得如此成绩确属不易。父亲对子女的学习成绩特别关注,在他的督促下,我们几个在八一小学上学的子女学习成绩都引人瞩目。
三、子承父志显本色
父亲、母亲、我和妹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影
由于多种原因,我仅仅当了三年兵就退伍到地方工作。未能像父亲那样成为职业军人,是我人生的最大憾事。但令人欣慰的是,我有幸两次到父亲先后战斗过的地方担任政府领导职务,以承继父亲革命遗志的实践,显示了红军后代的本色。
1994年~1996年,我挂职下派到四川省梓潼县任副县长。当地以红军曾经在此征战为由,一直希望跻身老革命根据地的行列。我查阅史料后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攻占梓潼的部队,正是父亲所在的红四军。感慨之余,进一步增强了为梓潼人民干实事的决心。
1997~2000年,我调任巴中行署副专员。巴中地区所属通南巴平(上世纪四十年代平昌才从通江县划出)四县,正是川陕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父亲当年流血战斗过的地方,我参观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木门会议遗址,多次瞻仰全国最大的红军将帅碑林。巴中既是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红色土地,又是一个地瘠民穷的贫困地区。徐向前元帅回忆道,当年红四方面军之所以退出川陕根据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地脆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庞大的主力红军。作为巴中地区主管工业的副专员,我为巴中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电网建设和工业发展竭尽了全力。
虽然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问心无愧。在巴中地区,作为副专员开始每月工资仅七百多元,调资后也才九百多元,是靠妻子的工资才凑足供独生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官到能贫乃是清”,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我淡泊金钱地位,甘于清贫。在梓潼和巴中工作的前后六年时间,我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没有利用职权谋过任何私利,也没有收过任何一个红包,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2001年回到省级机关后,我长期在省发改委工作。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经济专家,我对四川经济发展提出的若干重要建议,先后受到两任省委书记的高度重视。作为厅级干部,我作风上一直严以律己,谢绝单位专车接送,长期坚持骑电动车和乘公交车上下班。2012年退休后,作为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继续为四川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为四川日报和省级经济杂志撰写专栏文章。不论在任还是退休,我都决心不辱共产党员的称号。因为我始终牢记自己是老红军的儿子,应该追随父亲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