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礼的子女们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和父亲百年而作

    2016年10月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甘肃、长征胜利结束80周年，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亲历三过雪山草地和红军甘肃会师，明年清明还是父亲百年寿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结束80周年，记述印象中的父亲，是儿女最该做的一件事。此时不写点纪念文字，更待何时?

    父亲过去对我们讲他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不太多，且文化是在部队学的，写不了文章，没留下回忆文字。偶有所闻，几十年后挖掘记忆，生起无尽的思绪，一些过往情节终身难忘，可惜我辈笔力不胜，姑且截取部分细节，加以串联追记。

    父亲陈国礼，四川巴中梁永人，生于1917年清明，卒于1998年12月22日。1933年3月参加红军，同年8月入党。长征路上和抗战期间，身上先后留下8处枪伤。建国以后，在西藏平叛再次挂彩（西藏军区师以上干部中唯一一例）。身上9处负伤，可谓“九死一生”。他最显眼的铁血印记，一个在脸上，一个在手上。左边脸庞上有个巴掌大的暗紫色色块，左手手背有个凹陷的窝儿。父亲常说：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我们的追思回忆，集中于下述三个方面：

（一）不计较名利  最在乎友情

    1972年，父亲心脏有了“状况”，赴京看病。事后得知他发病的主要诱因。

    1967年，他从成都乘机进藏，从当雄机场乘吉普车驶向相距100多公里的拉萨，行车途中，突遇后排搭乘同车的一个大个子军人壮汉猛掐司机脖子，紧急时刻，父亲奋力援救司机，扑上去搬开歹徒那双死命掐住司机脖子的手，司机得以刹车。同归于尽的图谋未能得逞，歹徒迁怒于我父亲，在车上和我父亲扭打起来，从车上打到车下，当时司机已吓懵，楞在车上，不知所措，眼睁睁看着俩人在高原公路上搏斗。当时，父亲已年过半百，刚下飞机，有高山反应，年纪、个头、体力均处于劣势，跟人高马大的亡命徒较量，体力不支，几次差点被摔倒，只得绕着车身跑圈躲闪，好在有一辆载有士兵的军用卡车驰过来，凶手抢先上车夺过一把冲锋枪，扣动扳机（所幸弹匣是空的），被车上几个当兵的制伏、押走。自打那次遇险后，父亲心脏就不时出“状况”，一激动就会出现心慌、胸闷、心绞痛。一次开会，突发心脏病，晕倒在现场，经西藏军区总医院紧急抢救后送至成都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从此未能返藏继续履职。之前军委下发的陈国礼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命令（﹝71﹞政干令字第11号）被悄然搁置。有关任职传闻，父亲后来也听说了，但他却淡然处之，不去跑官要官，不在领导面前提任何个人要求，有意见宁可“烂”在肚子里，从不跟子女们说这件事。40年后，当我们看到军委下达的陈国礼任职令时，心情一言难尽！

    父亲是非常记情的人，对生死与共的战友，关照过自己的领导、同事、下属，他总是念念不忘，热忱相待。

    1972年初夏时节，父亲赴京看病，受到他抗战时期老领导、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关照，在首都解放军301总医院住院，确诊为冠状动脉硬化、心瓣膜炎、心脏窦房病变……，日后，他多次提及钱信忠的关照，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老战友、老部下来访，他高兴得不得了，厨房里会为此而忙碌，海带炖鸡、河南炒面、腊肉香肠花生米、地里蔬菜、饺子、馒头、多年存放的“老窖”酒……家中能拿得出的好东西，都会拿出来，派上用场。一起浅酌畅饮，谈笑风生；一起神秘的讲话，压低嗓门，我们想听都听不清。他们都喜欢用手势助谈，话语中时常夹带着川北口语“介个”（这个）。

    父亲的挚友中，有长征时一个排的机枪手、四川省石油管理局纪委书记杨开强；有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上遇日本鬼子追击一块跳崖的老红军、原首都协和医院党委书记欧阳启旭；有解放战争时期陈谢兵团警卫团参谋长杨盛喜；有连襟、巴中老红军、原江苏省化工厅副厅长李树人；有老西藏、林芝军分区边防检查站指导员、直到现在家里有活动都要来参加的汪少华……（更多至交、亲朋好友，恕不一一罗列了）。你来我往，亲如一家。有的战友，一见面，要先捶上两拳，抱着摔跤，倒地打个滚，起来拍拍灰，跟老战友、老西藏、参加抗美援朝上甘岭作战的133团团长孙家贵见面，父亲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打招呼的，“过完招”才开始说话。

    父亲和这些战友在一起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呈现出最朴实、最真挚的战友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二）本色传给子女  春晖深藏大爱   

    父亲原本是川北乡村一个家境每况愈下的农家子弟，山坡上有三间草房，居住着一家三代五口人。父亲幼年时，田地被当光，无地可种，10岁前在家乡放牛、拾柴，以后家庭生活难以为继，父亲被送给通江姓高的一户人家当童工，其间还跟着爷爷，打着光脚、背着背篼，从巴中跑三台，往返800多里路，捡炭为生，饱受苦寒。那年月，当地种植和买卖鸦片、抽大烟、放高利贷成风，应付当地军阀给养、地方官吏几十种派捐纳税，乡民不堪负重，军阀割据，战端频仍，土匪猖獗，小民百姓不趋附军阀、官吏、乡绅、帮会、黑道难以苟活。爷爷沾上大烟后，家中断了生计，家人各奔东西。父亲11岁时（1928年），被抓去给川北防区军阀田颂尧29军驻防三台的一个连队连长当了勤务兵，专门伺候连长“大人”，干洗脚、烧开水之类的杂役，动辄挨打受骂。在父亲称其为“田匪”的那个狼窝里，当官的随意打骂、关押、枪毙士兵，他们在“防区”是老大，吃拿卡要，垄断经营鸦片，搜刮、囤积强征来的东西，百姓不敢不配合，生杀予夺全在长官一句话。度日如年，一年后，父亲冒险跑掉了，从此流落他乡，拾煤渣、干泥瓦学徒工，从13岁到15岁（1929年8月到1931年2月），一直在外漂泊谋生。1932年3月跑回巴中梁永打长工，帮人放牛。其后某日，牛跑了，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很多地方扩红征兵，创建苏维埃，父亲看到了希望，怀着求解放之心，在家乡梁永报名参加了红军。

    革命，拯救了民族、社会，也改写了个人历史，锤炼了投身革命的人们。父亲青少年时代的痛苦经历，直到毅然投身革命，在部队摸爬滚打几十年，养成了那个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特有的品格。

    经受了长征中无数次作战生死关考验，行军和战胜伤病的磨砺，严苛的作战训练,繁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扫盲识字学习，又经过延安、太行山大生产劳动锻炼，父亲不但成为革命信仰坚定、英勇顽强、机敏善战、初具文化基础的革命军人，还成为地里干活儿的能手（曾被评为129师的劳动模范），在他身上，军人、农民两种气质混为一体。

    离退不消闲，积极投身公益。离职休养后，他主动参加干休所的建设和集体活动，还义务调解左邻右舍的矛盾，帮大院住户种果树，他特别爱劳动，总是闲不住。在菜地里、果树下干活儿，总是戴着老花眼镜和劳保手套，着军便装，喘着粗气忙碌着，常常弄得一身汗水一身泥。我们回到家中，看到父亲在地里干活，都会自觉参与，大汗淋漓地帮着干活儿，父亲满心欢喜。我辈从小受的教诲：实干苦干主动干，形成了一种吃苦耐劳的习惯。父亲常常给予无声的表扬和欣赏——好饭好菜、外加一小盅白酒犒劳。

    每年夏秋时节，他精心栽种的丝瓜、黄瓜、辣椒、番茄、葡萄、樱桃……有了收成，总爱拿去送人。他最得意于左邻右舍分享他的劳动成果；遇到夸赞、道谢，他会歪着头发出得意的笑声。

    危难时刻冲在前，救助他人最积极。1962年，父亲从西藏高原回内地成都休假，在曹家巷三街房我家附近，听见有人敲锅盖喊叫：“有人上吊了，快来救人啊”，父亲闻迅跑去，冲进屋，解开上吊绳，作人工呼吸，救了那人一命。1967年夏天的一个大清早，在川办后楼我家窗前，一女子吊死在单杠上，双腿弯曲着地，脸色紫青，头发随风飘动，人已断气，父亲见状赶忙救人，还和川办来人一道，卸下死者脖上的绳索，搬直弯曲的双腿，帮助收尸。1968年夏秋之际，肖家河的农民在川办后楼院坝晒谷子（那时军队营区、家属区允许附近的农民出入），天快下雨了，父亲慌忙张罗帮助农民抢收晒谷，还把家里的雨衣、被子抱出去遮盖堆放的谷子。父亲类似的义举还多，他为我们树立了助人为乐的榜样。

    父亲带领我们，锻炼身体，磨练意志。1966年暑假期间，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人坐火车到重庆总后渝办招待所，住了10多天，每天傍晚，父亲领着我们下到游泳池，教我们游泳。呛水不许上岸，下雨不得间断。父亲对我们说：学游泳，不要怕呛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他用毛主席的诗句给我们鼓劲儿。灯光投照着泳池，父亲在前面缓缓游动，我们在后面跟进，波光里、水声中，我们可劲儿扑腾。离开总后渝办招待所时，我们竟然都能游起走了。

    仰慕笔墨功夫，培养子女书法兴趣。父亲常说自己是“大老粗”，把文化学习、识字写字看得很重。休假回内地时，他买来古代书法名家钟绍京、柳公权的字帖，守着我们临贴，从握笔姿势到下笔笔序，再到运笔笔势，手把手的教，逼着我们练字。父亲喜好柳公权和钟绍京的字，其实是寄托着一种仰慕和冀望，他用字中蕴藏着的中正、工稳、刚劲、耐看的美感，浸润、培养我们的人格。可惜我们的毛笔字没能练出来，但对书法都有共同的爱好，在堂堂正正的做人这点上，我们也都没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

    再三叮嘱我们学文化，每每鞭策我们惜光阴。上世纪70年代，随着学哲学、学数理化热潮的兴起，父亲写信总是要求我们：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习、学习、再学习。再三叮嘱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他给在西藏、湖北、东北部队的我们邮寄马列著作（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等）和数理化丛书（初等代数、高等数学……），以及用于学习的收音机等，要求我们“只争朝夕”，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抓紧学习。相比之下，关注子女的学习，父亲做得比我们好，愧疚之外，更有一种崇敬。

    我们的父亲对儿女的关爱，像许多老革命一样，十分内敛。他从不把爱字挂在嘴上。爱之切，有时还表现为担心、批评乃至训斥。这种方式，随着年岁的增长，自有更深的理解。大爱如好酒，年深日久，回味无穷。

（三）不幸降临无所惧  齐心协力报春晖 

    父亲在西藏落下的心脏病，不时发作。记不清在成都陆军总医院 “内四科”病房进进出出有过多少次了，反正他成了医生、护士的老熟人，“陈司令员”变成了亲切的“昵称”，医护人员还时常跟他逗乐。我们全家人往医院跑，在当年那条尘土飞扬、车流滚滚的川陕大件路上，我们无数次来回奔波，每次走在病房走廊上，我们总要暗自默念：“没有事、会好的”。我们从未见过父亲有些许悲观的情绪，即便病危，他也不考虑后事，从不留遗训。他不相信心脏病“治”不好。我们感觉，冥冥之中，有一只神奇的手，护着、拽着父亲，不让他见死神，以至于我们后来都有了一种错觉，认为父亲命硬如铁，有病拖不垮，死神奈何不了他。这样一种情况，持续了10多年。

    但在1992年，最艰难的时刻降临了。父亲时年75岁，每次与我们分手话别时，总是说：“还有事要说”，但又想不起要说什么，接下来就是尴尬的挠头，不舍而别。1992年夏天的一天，父亲走失了，他在离家并不太远的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越急，越不知自己该往何处去。天下起毛毛细雨，他站在路边为认路而困惑，直至天黑，得到民警帮助才回到家中。从那时起，我们才知道，父亲患了老年痴呆症。母亲带领我们，举全家之力来应对，没有丝毫的怯阵、懈怠，全家人（包括亲戚），都围着老爷子连轴转。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护理病人成了非常不易的事。冬天，俩儿子把父亲带到成都市老南门大桥附近的公共浴池给他洗热水澡。母亲、护工、表哥终日厮守，精心照料，当军医的姐姐、姐夫为父亲治疗、护理顶起半边天，全家人各尽所能，相互配合。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神志不清，整日昏睡，已不能咀嚼咽食，只能鼻饲进食，维持生命，即便如此，他仍面带光泽，身体各项指标正常，没有生过褥疮，心脏病、低血压也消失了。陪伴、护理父亲6年多时间，儿女们倾注了全部的孝心和努力。
    父亲走后，父亲的老领导、老将军、老红军、老西藏陈明义来家里看望我们，跟我们一一握手，他挺着羸弱、单薄的身躯，用磁性、沙哑的河南口音一字一顿的对我们讲：“你们的父亲陈国礼，打仗很勇敢，一生很不容易，养育了你们，你们要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功德永存’这四个字”。

    我们遵嘱，在陈国礼墓碑上刻上了这四个字。

    是的，这四个字再好不过地表达了我们对父亲的认知，凝结着我们对父亲的怀念。

                                                                                    2016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