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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父亲与八一校

    上个世纪60年代，川办管辖的各单位中，人们对我们的父亲有个亲切称谓：“金老头”，也有很多人习惯地叫他：“金主任”，不管怎么称呼吧，只要提到他，亲和形象、音容笑貌，很多认识他的大人、小孩是记得的，因为这个“金老头”、“金主任”为大家服务经常会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熟悉他、尊敬他。作为他的子女，我们也为父亲的“老西藏”工作精神，为父亲的形象融入了两代人的记忆中，由衷地感到自豪！

    父亲金荣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河南人。进军西藏时，时任18军54师162团团长（162团是1950年第一支投入修建川藏路的部队），父亲率162团大干苦干3个月，抢修、开通了二郎山公路，为其后川藏公路全线推进立下了首功。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著名作曲家时乐蒙为162团筑路英雄所写的英雄赞歌，唱响了祖国大地，经久不衰。父亲因率部筑路成绩显著荣立了三等功，1951年升任西藏军区后方司令部三办主任兼昌都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主管昌都地区修路和昌警区的警备工作，1952年底，川藏公路修到昌都时举行隆重的庆祝典礼，父亲为其剪彩。随后去重庆学习三年，1957年回到西藏等待分配工作，父亲考虑到当时身患多种疾病，尤其是西藏工作期间落下了较严重的肺水肿病，为了更好的完成革命工作，不计较权重个人得失，在组织征求他意见时，主动放弃拟提升他为西藏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机会，回川和王兴友、张平等筹备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一直任职川办副主任，分工负责川办后勤工作。在川办工作期间，与八一校等单位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因为父亲在川办分管后勤，川办本部和川办所属各单位大量的后勤事务工作都得要把关，八一校、八一分校，几个保育院和成都市内外几个西藏军区家属区等是他经常要去的地方。

    八一校的后勤工作，是他工作的重点之一。他常去八一校检查工作，同学们吃喝拉撒睡细微之处、学校后勤服务方方面面，他都要过问，不留“死角”。他知道八一校学生的父母最关心什么，也了解孩子需要什么。他经常教育我们: “你们在成都有家，周末可以回家见父母，那些父母都在西藏的同学们，周末节假日只能待在学校里”。他心里总是欠着、挂记着什么。我们理解他，知道他为什么特别关心八一校学生学习、生活状态，他的“初心”就是尽量让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好，生活好，不要有无家可归的失落感，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父亲跟学校定的规矩是：保证每天每个同学要吃到8分钱的肉，饭要吃饱，衣要穿暖。上世纪60年代灾荒之年，父亲作为川办后勤当家人，想方设法四处求援，从西藏军区搞了很多黄羊肉，马肉，干鱼肉等副食品，使同学们不知不觉度过了建国后最困难的时期，至今八一校校友回忆当年在校生活时，每每提及当年吃马肉……，庆幸在国家最困难的那几年没挨过饿，反倒觉得当时吃得最好。

    父亲非常看重八一校同学的思想品德培养。他多次到学校，为师生们作革命传统报告，讲红军长征的艰苦生活，讲红军顽强的革命斗志和大无畏精神，号召大家在学习、生活中发扬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精神。讲话中，他也严肃批评了有些同学浪费食物，上课调皮捣蛋，不珍惜学习机会。他最爱对老师讲：“希望你们培养好革命接班人”，对学生讲：“希望你们当好革命接班人”。父亲作报告，嗓门大，不用麦克风，操着浓重的河南腔，讲大实话，时间半个来小时，会场非常安静。当年八一校很重视革命传统教育，请老红军来作报告，革命传统教育确实触动到同学们的灵魂，不少同学听了报告后，自觉地改掉了不好的习惯，八一校还组织各班同学以“我听了金伯伯的报告后的感想”为题作写作文。

    父亲生前从不向别人论劳摆功，也从不跟子女们讲，他的许多事都是我们从旁人嘴里获知的。据八一校的同学薛晓康说：“有一次听了金伯伯作革命传统报告，印象最深的就是红军在万里长征时翻雪山，过草地，红军饥饿难耐，吃树皮，吃草根，甚至煮牛皮带吃，这引起了我的许多想象，也想亲自体验一下红军的艰苦生活，好奇地去剥了一小片树皮，但根本无法吃，于是在操场边上找了几根草根品尝，味道还将就，有同学也在吃，并把这种草根称为‘小甘蔗’。但后来想想，当年红军是否吃的就是这种草根？对此，同学们也无法考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草根绝对不能填饱肚子，顶多算是一种对付饥饿的心理安抚。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在学校里捡到一根破旧的半截牛皮带，我立刻想起了金伯伯讲的关于红军煮牛皮带吃的情节，于是兴奋地在鱼塘边捡了些枯枝堆好，用火柴点燃枯枝，很认真地把牛皮带烧焦，嚼了一口，异常难吃，令人作呕，赶紧把火踩灭便跑走了。但我从此坚信了一点，当年的红军战士实在是太艰苦、太坚强了。”

    对我们这些子女，父亲更是管束得很紧。饭桌上不能撒一粒饭、不准挑食。顶嘴要挨揍。周末回家绝不搞特殊化，从不派车接送，几兄妹背着书包、拎着衣物、步行两小时走回川办。

    对保育院后勤工作，他也是很上心的。据川办一保育院（在川办前院）陶秀华阿姨回忆，川办金主任经常在休息时间来一保育院视察，有时夜间很晚了还来儿童寝室里转一转，看夜间值班人员在岗情况，看娃娃们睡得好不好。稍远的几个地方——二保育院、唐场保育院、安仁保育院，经常派工作组去检查工作，了解一线幼教单位的需求，解决实际问题。

    八一校的同学薛晓康回忆说：“记得有一次金伯伯到八一校检查工作，严政委和包校长等人陪同。谁也没想到，金伯伯去看的第一个地方竟然是猪圈。刚走进去便看见一群浑身油光发亮的老鼠四下疯逃，金伯伯笑笑地说，‘这是咋啦？我都看不明白了，你们这是在养猪呢还是在养老鼠？我看着这老鼠咋比猪还长得亮堂？’在场的人都笑了。金伯伯说，‘老鼠是四害的大坏蛋，头号坏蛋，你们要想办法把它消灭了，总不能把老鼠养肥了当猪肉给孩子们吃，是吧？’然后金伯伯一行又去了学生食堂，进去之后又看见了老鼠，金伯伯顿时满脸通红，一副痛恨老鼠的神情，叫人给他拿来一支德国造的小口径步枪，让大家往后退，他瞄准老鼠扣动板机，老鼠应声趴下。有人小声惊呼金伯伯的枪法准，金伯伯一脸严肃，摆手制止，‘都别吱声，往后靠。’他又上了一发子弹，耐心等了一会儿，一只老鼠探头探脑地溜出来，又被一枪打死。金伯伯舒了口气说，‘用老鼠药的办法不好，容易不小心被孩子们吃了，那问题可是了不得，以后可以用这种办法。当然啰，你们再想想别的啥办法，一定要把老鼠消灭了，不让孩子们得病。’说完之后，金伯伯这才满意地又到学校其它地方去了。”

    川办前后院家属区、狮马路家属区、新津家属区，有什么问题找到他，他都要出面，亲自去“理抹”，上门调解纠纷，帮助家长教育小孩，“文革”时期营院安全管理……，大大小小的事都要出面协调。西藏军区干部回蓉休假，西藏军区打招呼要重点关照的人，他都要上门探望，有派车需要的（看病、接送站等等），他尽可能安排落实（现在家庭有车的已很普遍，可在当年，交通设施远不及现在，公交工具缺乏，能有伏尔加、吉普车坐，属“特殊关照”了）。

    八一校同学王莉莉回忆说：“金伯伯生前有一件小事，足见老战友的感情。1986年，我家要从川办后楼搬离。临走前，我妈妈向金伯伯道别，告诉他，我们准备要搬家了，他说知道啦。但从我家搬走之后的第二天，金伯伯仍然到院子里喊我妈妈的名字，因为他过去经常喊我妈妈聊天。现在他总是没听见我妈妈的应答，于是他坚持不懈地去喊我妈妈，天天去喊，就这么喊了足足半个月。终于有一天别人告诉他，我家已经搬走了。他‘哦’了一声，确认我家真的搬走了，然后若有所思地转身离开，再也不去喊了。”

    我们的父亲离开我们20多年了，我们的眼前和耳旁，时不时会浮现他的音容笑貌和对我们的嘱咐。同学们的点滴回忆，再次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父亲的慈祥善良和重情重义的品性。有同学说：“金伯伯的资历很老，但他一生不计名利，两袖清风，他把后半生的精力全都献给了西藏，千真万确是默默为西藏边防军人无私奉献的老功臣。”但我们家的子女们想说：“我们的父亲不是多么了不起的老功臣，而是默默为西藏边防军人忠实服务的老公仆。”他在西藏军区保育院、八一校里巡走的一步步急切的脚步声，他在内地西藏军人的各个家属区里的一声声亲切的招呼声，至今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时常令我们的眼里噙满感怀不已的泪花……

    在八一校成立70周年时，我们写下上述回忆，以此表达缅怀父亲之情和对八一校岁月的思念。

1952年11月22日老红军金荣功（时任后方司令部三办主任兼昌都

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在川藏路昌都通车庆典仪式上剪彩

（作者：金鲁萍及弟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