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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我们的家

    我的家曾经就安在唐场保育院。

    我母亲甘月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1950年参军，1952年调唐场保育院工作，1955年担任副院长，家安在唐场保育院一间小平房里，1969年唐场和安仁两个保育院合并，我母亲调到安仁镇西藏军区保育院，家随之搬到安仁，我于1964年从唐场保育院上八一校。1977年我母亲调到成都市西城区教育局后，家就迁到了成都。我家在唐场保育院的时间长达17年，唐场保育院的往事我印象极深。

我母亲甘月如（立于左）张传碧（协理员，立于右）

我母亲穿着唐场保育院统一发放的皮鞋

在唐场保育院我家房后的留影

    保育院和八一校本是一根藤上的瓜，今年我们纪念八一校建校70周年，我就来说说唐场保育院的往事。

穿堂楼火灾中化为灰烬

     唐场保育院当年的穿堂楼及其附属建筑，非常壮观。据说那是民国时期当地的一个旧军官张师长的官邸，进门要经过很深的门洞，一条长廊与穿堂楼相连，穿堂楼正面高度有十米，内厅空间净高近8米，两对对称的极其粗大的木柱引人注目（每个木柱胸径约有60公分，一个成年人难以合抱），表面桐油有些斑驳脱落，但深红色的光泽不减，立于红砂岩圆形雕纹石墩之上，颇显坚劲。粗大的横梁上的本色土漆加有纹饰，穿堂楼与双耳房、2层小楼、长廊相连，这些建筑群的地面、墙面、屋顶全用实木构建，保育院将接待室、会计室、保管室、员工集体宿舍等都安在此处，面积达400平方米。整座连体建筑，正面宽度达15米，建筑造型之独特、气派，丝毫不亚于大邑县安仁镇原文彩中学塔楼和其它刘氏庄园建筑。最令人难忘的是，两侧耳房圆形黑色的双扇木门内，阳光照耀下的耳房尖顶长条西式七彩玻璃（据说是上世纪30年代来自日本）窗户极为斑斓、炫丽。

    可惜，1964年8月中旬的一个晚间，袁翠可（女，会计室出纳、烈属）在会计室加班写材料，取用了纸箱里的驱蚊蚊香（形状像灸条，点燃冒烟，保育院用它来驱蚊），离开时，为节省未燃部分蚊香，在地板上磨擦灭香，未彻底灭净，将蚊香放回纸箱，余烬引燃纸箱内其它易燃蚊香，引发火灾。当火焰从窗口窜出时，冯淑尧（教养员）最先发现，迅速报警，恰遇救火时水管里放不出水（水塔里的水白天已用磬，那个年代尚无消防设施），张庆魁院长带领大家摸黑立刻抢救、转移公用财物（集体宿舍的私人东西已无暇顾及），脱离火场。陈瑞盘副院长带领院内工勤人员冒雨迅速拆除、截断走廊（木构走廊通向儿童生活区），阻断了火势传导路径。其他人守护着保育院娃娃，原地待命。此时，川办也通知了附近所属单位赶来救火（当地公社和成都消防也闻讯赶来救火），但此时大门已锁，外面的人进不来或未及时赶到。住在附近“门板房”里的老乡们高声喊救火，敲锅击盆声频频响起。现场火势极其迅猛，当晚虽有飘雨，但盖不住浓烟滚滚，火焰窜升至几十米高空。半夜12点多钟，半个来小时时间，大火就吞没并烧塌了穿堂楼和附属建筑以及部分走廊，彻底焚毁了唐场保育院最壮观的标志建筑。

    万幸的是，大人、小孩都没事，公家财物因转移及时基本未受损，只是集体宿舍的私人什物烧得一干二净（许多老师连换洗衣物也没了）。

    天亮后，一眼望去，平常熟悉的建筑大观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遍地瓦砾、缕缕青烟。我们小孩子懵懵懂懂，对昨夜发生的火灾甚为好奇，想靠近看个究竟，被老师拦住。自此以后，保育院很重视防灾，多次组织紧急集合，演习防灾救火。

    发生此次火灾事故后，当事人袁翠可差点被开除法办，鉴于前夫是烈士（1962年参加对印反击战时牺牲），再婚已有身孕，从轻给予党内处分，调整工种、留用查看，后调至成都铁路局系统。

    唐场保育院发生火灾，是唐场保育院往事中的重大事件，是个不能不说的院史“痛点”，至今到唐场保育院旧地寻踪的人，仍能从唐场镇上老人口中听到有关保育院失火的“龙门阵”，我们群体中人，当然更不会避谈此事。

唐场那条水陆两栖路

    当年，西藏军区唐场保育院进出是没有直通公路的，交通没法跟现在比。

    我们现在要去唐场，从神仙树成雅高速公路开车起跑，里程50公里，在限速条件下，快跑二绕，飙到安仁出口，再到唐场，单边也就半个小时。

可是，当年要从成都去唐场，坐川办每周五的班车，单边路上要跑1个半小时。出藏探亲或是在成都工作的家长，去唐场保育院接娃娃（有的家长要接自己好几个娃娃），或受托捎带其他娃娃回成都，一般都在川办搭乘周五往返班车。

    自行去唐场保育院的，得坐往返成都南门车站至安仁镇的客运班车，在唐场镇附近的三合场下。

    客运班车开得很慢，早上从南门车站发车，一路走、一路停，车上人挤人，路况也不好，有些路段还是土路、碎石路。在三合场下了车，还要走2、3里路，到了斜江河边，要上摆渡船才能到达唐场镇，下船后，再走几百米才到唐场保育院，单程路上要跑2个多小时。返程时，则要赶当日下午回返成都的班车，得去三河场排队候车，挤上挤下，到了成都还要转公交车，或是坐人力车/三轮车，一路上颇费周折。

    来往唐场保育院，最大的不便，要数附近的斜江大河。丰水期过河，人/车须借助摆渡；枯水期过河，人/车要走水面便桥（若干条船并列相连，铺上木板，类似工兵架设的浮桥）。当年的斜江大河，大约有一、两百米宽，大河常年自流，未筑堤坝，河床比现在宽得多。枯水期，便桥在水上露出桥身，高于水面一、两米，桥下水流平缓；但涨大水时，水深倍增，桥被河水淹没，激流奔腾，通行只能靠摆渡。唐场保育院工作人员每月送检，娃娃重病送医，通常就近去西藏军区新津78医院（相距30公里，78医院来车接送），得在三合场河滩交接，经过水路两栖路，再加上路上往返，要耗去半天时间。

唐场斜江昔日大桥现仅存10多米长的引桥

    如今，斜江大河上“一桥飞架南北”，通行极其方便。但在我们“过来人”心里，总是有当年经过这条大河十分不便的印象。

保育院自办奶牛场

    说起唐场保育院我们喝的牛奶，不妨追忆一下保育院功不可没的副业——自办的养牛场。

    唐场保育院创办之初，西藏军区指示保育院：就近养牛产奶，保障娃娃营养。川办转拨资金，让保育院购置奶牛，财务按固定资产列支记账。

养牛地点，选在唐场保育院正门斜对面一个一面临街、一面望河（斜江），面积10多亩多地的独立院坝（早先曾是地主家的牲畜饲养地），如今养牛场旧址上修建起密密麻麻大片民房，除门面还在，其它设施已荡然无存。

养牛场门面还在，昔日模样未变

    唐场保育院派张绍武、田世清（都是退伍军人）两人专事养牛。养牛场里面建有简易住房、养牛房、库房，旁边有口井，养牛房有300多平米，层高4—5米，木头围栏一字排开，正面摆放着木槽、水缸，牛圈常年养着10多头黑白花牛（属荷斯坦奶牛），牛粪堆放在院坝的一角。库房里常年储备着干草料和拌料（玉米、豆粕、菜籽粕、麦麸等）。

养牛房哞哞的牛叫声，老远就能听到。走近养牛坊，干草味、豆粕味、牲口粪便味……，扑鼻而来。养牛是个很磨人的体力活儿，喂牛、挤奶、送奶、收购当地农民收割的青草、秸秆，采购储料……，事务繁杂；而要养好牛、多产奶，更非易事。2人伺候着10多头奶牛。1头牛在产奶期，1天可挤10斤左右牛奶，每天能收集到几十、百把斤牛奶，两位大叔自己动手挤奶，又担着挑子送到食堂，来不及送的牛奶，就将桶里的奶放入水井“冷藏”。他们住在现场，且不说受蚊虫蛇鼠搅扰，光是早起晚睡，整天忙里忙外，他们的付出和辛劳，可想而知，没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是绝对干不下来的。

    养奶牛，责任重大，每天有几百张小嘴巴等着喝牛奶，而淘汰杀牛，或其它原因致使奶牛数量变动，要上报川办，报批核准后做固定资产变动记账处理。牛倌得有责任心、毅力、养牛的技能和很好的体力，还要能应对当地复杂的社情（唐场解放初期曾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窜匪、当地混混的“窝子”），确保安全和防盗，而唐场保育院抽不出其他人手来替换他们，就靠这两位牛倌大叔独当一面，他俩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10多年！

    当年我们在唐场保育院喝的牛奶，可说是最棒的“特供牛奶”，搪瓷盅盅里的鲜奶，漂浮着油珠珠，表面覆盖着一层淡黄色的奶膜，特鲜、特浓、特香。现在要能喝到当年那么好喝的鲜奶，是一种奢望了！

    感谢西藏军区、川办、唐场保育院，为一个保育院配套开办奶牛场，这在当时，是创举，更是壮举！尤其要感谢那两位一线实干家、劳苦功高的养牛大叔！

最热闹的时刻

    当年，川办来保育院放电影，非常热闹。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前后，川办放映组每周末都要来放电影。每次来唐场保育院放映两场：下午一场（保育院专场）；晚间一场（当地群众专场）。一个姓李的司机（川办职工）开着一辆中吉普军车（据说是中印边境反击战缴获的战利品），载着川办政治部何干事、放映员叶子轩（男战士）、杨继英（女战士），来保育院放电影。车一来，大人、小孩喜气洋洋，保育院即行布岗戒备，院领导（正副院长、协理员等）轮流把守大门，公勤班、卫生所、洗衣班、炊事班的大叔轮流派员，持步骑枪、冲锋枪（西藏军区配发的）在院内巡逻。

每次保育院专场放映前，各班老师就带领班上的娃娃去大食堂，此时，人小嗓门大的娃娃们，兴奋难耐，喧闹、拍手，不到开演时，是静不下来的。放映中，保育院娃娃们往往麻烦事儿多——憋不住尿，个把小时里，老师要牵着那些憋不住尿的娃娃来来回回跑厕所。

    给当地群众放映前，镇上老乡们会提早吃“夜饭”（他们要提前进场放板凳、占位置），老乡们陆续涌入保育院放映现场，寒暄的、摆“龙门阵”的、咳嗽的、咯痰的、吼叫的、哭闹的，声浪此起彼伏，现场浓烈的旱烟味四处飘荡。为了看免费的“坝坝电影”，有的老乡板凳重板凳，还有些人干脆从头到尾一直站着看。群众专场电影是在保育院的操场上放映，那个操场有标准篮球场那么大，镇上大人、小孩倾巢出动，操场上，人爆满。

    当年，文艺生活很单一，“电子数字可视化”程度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放场电影，是最吸引眼球的事情。川办来放电影，增加了保育院文化生活乐趣，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军地关系，人心所向，皆大欢喜。

家在我们的心里

    我的家在唐场保育院，可很多小伙伴们，回家却是一种难得的幸事。很多小伙伴长时间（有的好多年）见不到自己的父母，以至于家长与子女相见不相识，保育院还曾发生过家长错接同名同姓同性别的娃娃回家的事。小伙伴们总在渴望父母接自己回家。每当谁被接走，回了一趟家，小伙伴们都羡慕不已。满心欢喜的小伙伴回到班上，会炫耀新鲜见闻（包括爸爸的官职），还会拿出家长为班上小朋友准备的糖果共同分享，一块儿“排排坐，吃果果”。每当班上的教养员宣告谁的家长（或家长委托谁）给小朋友们送来了什么，小朋友们就使劲拍响小巴掌，高兴得像是自己回了一趟家。

    星期天老师请假回家，见到有家的老师（教养员或保育员）要走了，羡慕不已的小伙伴就摇拽着老师的裤子，乞求道：“带我上你家嘛，好吗？带我上你家嘛，好吗？……”出于怜爱，班上的老师必会接招，这次带这个，下次带那个，甚至一次带走好几个。老师虽然自己一个月工资才二十多、三十多元钱，但总要买些小零食款待“小客人”；归来时，小伙伴满心欢喜。

    上面说的情况并非个例，这在当年是极为常见、十分普遍的现象。因为老师们都知晓西藏军区军队干部的特殊境况（很多老师丈夫和对象也是西藏军人），老师中间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西藏西藏，两年一趟。一年休假，一年还账。”组织上经常搞专题教育（学习特别多，晚间开会是家常便饭），院领导要求严、盯得紧、扣得细，又处在那个倡导大公无私的时代和西藏军区想方设法解决后方子女托养托教的特殊时期（西藏军区机关大院首次采摘的苹果，首长吩咐送保育院儿童吃，对印自卫反击战缴获的战利品罐头、降落伞布也供给保育院……），保育院上下“一条心”，员工恪尽职守，老师全身心扑在幼教上，一丝不苟，赤诚奉献。

    因为有爱，老师们用很多时间（含休息时间）为班里娃娃打毛衣、毛帽、露指毛手套、毛袜子，拆降落伞布缝制短袖衣，钉扣子、缝被子，还用土办法（拿苦瓜）给长痱子的小伙伴擦痱子，生病或受伤了，老师守护或送医，哭闹时耐心安抚，循序渐进调整尿床的小伙伴起夜时间、矫正其尿床习惯，带着我们一块过家家、作游戏，教我们锻炼身体，教我们劳动，教我们快乐地学习知识，教我们守规矩、讲礼貌……。

    每年8月，是保育院最繁忙的时候。此时，保育院要向八一校输送新生、接收入院幼童。班上老师在我们上八一校的前一周，为我们准备全新的被褥、枕头、衣裤、鞋帽等，赶着在上面缝缀名字，陪着来接入校新生的八一校老师住院观察，逐个介绍娃娃特点、身体状况等，然后同车随行，与八一校老师一齐接送新生去成都茶店子八一校，住上几天，观察其适应情况，完成交接后才回保育院。送走朝夕相处、培养多年的“幼苗”，各班老师的难舍之情是不难想见的。

    当年，对我们这些孩儿，家，是个很特别的概念，各人小家是家，集体大家庭也是家，家有无比强大的“粘着力”，它，抚慰着我们幼小的心灵，让我们能够“处处为家处处家”，在大家庭中有归属感，享受到西藏军区大爱温暖、获得老师母亲般的怜爱关照。

    庆祝八一校70华诞之际，我们自然会特别怀念幼年和少年时代曾有过的家！

    本文经多位见证者审定，口述人、编者在此特向补充素材、精心审稿的老师、同辈致谢！

前排左起：何国珍 冯淑尧

后排左起：高连云 田宇平 井悦 黄祖清 陈军

2020年9月在成都金牛公园访谈后合影

                  口述、供图：徐运东 

                  唐场保育院老师审核：田宇平 冯淑尧 

                  何国珍 黄祖清 高连云 

                  图文编辑：陈军  校改：井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