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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父亲给了我信仰与道德的力量

——写在八一校校庆70周年之际

    父亲叫严仕铭，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八一校的政委，这其实只是他整个人生中的最后一段经历。

    父亲于1916年出生在广东省阳春县蟠龙乡新寨村一个农民的家庭。他自幼喜欢读书，一直读到师范毕业，毕业那年当了乡小学校长。老家有了党的地下活动后，在党的引导教育下，194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了党的抗日武装。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根据协定，中共抗日武装要从广东等八个地区复员人员，撤出地盘。按照党的“坚持国内和平”的总方针，1946年父亲随东江纵队两千余名党的骨干北撤去了山东，经海运在烟台登陆（现在登船地点和上岸地点都建有纪念墙，刻记了这个事件和人员名单）。北撤人员编列成“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大家都怀着“打回老家去”的梦想一路南征。1948年“两广纵队”撤编，父亲被编入十八军继续征战西南，1950年进藏。1962年2月父亲受命任西藏军区八一学校政委，家也搬到了八一校，那时我尚未入学，但不去“二保院”了，有幸在父亲的教导下成长。

    父亲很希望我们多了解围墙以外的事情，为此我在二年级时就转到茶店子小学去走读了。走读的路上，一切都很新鲜，虽有风吹雨打，也见识春华秋实，春麦的青绿，油菜花的艳黄，夏日还可以在稻田里捉鱼，秋天翻耕稻田时又能跟随着犁头捡黄鳝泥鳅。走读路上最有趣的是遇见赶场的日子，市景纷繁，热闹异常，可以看见拉风箱熔铁水补锅的，可以看见阉鸡的，可以看见补席补伞箍桶的等等各种民间手艺，还有练武功卖打药的呢！走读真好玩，但触动更大的是对同学们的家庭了解之后。“茶小”的学生们大多数来自工人、农民家庭，也有地方干部、普通市民等社会各种类型的家庭，在那里结识了许多要好的小伙伴。若干年后，我渐渐地了解了大多数普通民众家庭的生活状况，领悟到他们的喜怒哀乐，感受到他们的期盼和愿望，见识了他们家庭的温馨，感慨他们面对生活艰辛时的豁达，敬佩他们克服困难的坚韧和智慧。围墙之外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生活啊！这就是当时一个小学生的我眼中所能感知的社会。再后来，更深入地接触社会直至进入社会，这段走读的经历让我犹如上课作了预习一般的体验。

    我的习性形成过程中，父亲给了我许多的及时纠正和引导。讲两个小故事。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些小朋友，大家叽叽喳喳热闹了一阵后各自回家了。此时父亲过来，温和地对我说，“有这么多小朋友，可我听见刚才你一个人的话比较多呵！大家在一起，话要大家说嘛！”父亲的话语气很轻，但对我内心的触动却很深，我顿悟“独占话题不是好事”。此后不敢如此了，并渐渐地不仅学会表达更学会了倾听。成人以后在工作中，我特别注意听取不善主动发言的同志意见，自然能听到不少好的意见，包括批评的甚至反对的意见。这是一种别样的获得感，父亲的这句话让我终身受益。另一个小故事，我小学到高年级仍不愿看报纸（其实是不懂时事）。父亲就让我给他读报纸，但文章可由我自己选。开始我只选短的，后来就选些有趣的或者人们正在议论的事，至于主动阅读书报杂志则是后来的事了。

    成人以后，对是否应该入党有了更多的自我思考。父亲与我有过多次交流，他没有说教，只是讲述自己在人生经历中的体会，最后我郑重地写下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其中一句是“前辈党员对党的忠诚与信念激励着我”。他早年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这样的身份在当时自然是要遭到国民党的追捕，甚至还登报悬赏捉拿呢，家人也被迫躲进深山野林。即使这样，父亲及他的战友们没有放弃对党的信念。北撤山东，必将抛家别土，杳无归期，即使这样，父亲及他的战友们没有放弃对党的信念。“文革”当中，父亲以及其他许多干部，都遭过不少冤枉罪，即使这样，父亲和他的同志们没有放弃对党的信念。前辈们的经历让我很震撼，前辈们对信念的坚守让我很敬佩，“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要像他们那样有明确的政治追求和人生目标，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把自觉遵守社会公德、恪守组织纪律、坚持政治原则作为起码的人格素质，培养自己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刻苦钻研的性格特征。我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争取在党的直接教育指导下，能有更大的政治进步。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在世界观、价值观、恋爱观等形成的关键时期，父亲都给了我亲切的关怀和教导。如今我已退休，回顾过去，可以自豪地说，自己在各个工作阶段政治进步和专业技术成长上都是优秀的。此时，更加怀念父亲，感恩父亲，感恩他在我的生命里注入了信仰和道德的力量。

作者：严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