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那年那亊儿，估计后楼无人不晓。上个世纪66年夏天，学校文革停课闹革命，我们休学呆在家。 

    解脱学业的压迫，空闲时间就变着花样玩耍。后楼堆放着几十根各长10多米、胸径50多公分的原木，码起有4、5米高。那里，成了我们男娃儿嘻戏游乐的最爱之地。

    某日午后，我照例又攀上高高的原木，参加“过独木桥”游戏，跟迎面而来的“对手”交手，搡过来，推过去，又拽又扯，高空玩柔道，真是来劲儿。可我不敌比我大些的“对手”，在被掀下去的那当儿，顺势拉着“对手”一块跌落下去，我着地的一只腿被拽下来的“对手”一屁股砸中，爬起来想站立，那只脚却使不上劲儿了，走也走不动，我坐在地上，不知所措，默默忍受着煎熬；伙伴儿们都围拢上来，七嘴八舌，商议着接下来咋办，记不起是谁在提议：“抬到川办门诊部去！”

    孩儿们立马用旋找来的旧门板，把我顶在他们的头上，一溜一小跑，送到近千米处的门诊部，接下来我头一回坐上了嘎斯69（美式吉普车）“专车”，直奔成都军区陆军总医院，被告知右腿小腿两处骨折，处置后住进了外科病房……

    当年那一幕、那个画面，永久地固化在我的记忆中：众孩儿嗨咗、嗨咗，抬着门板上面侧卧着强装没事的10岁骨折小孩从后楼直奔前院，路上行人皆侧目而视，为这群毛孩儿困惑、惊讶。我明白，都是因为我，才有这戏剧性的场面。

    不过，我也有点荣幸和自豪啊，院里，唯一一个被众孩儿抬起走的是我，老早就在享受“集体”特殊关照。

    一个多月以后，被小伙计们抬走的那个小鬼又回来了。齐大腿跟儿的石膏刚拆不久，走路还得小心又小心，但他装着走路一如往常，在小伙伴面前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又去那堆原木跟前晃悠。

    有人告诉他，摔了人后，原木上不准小孩上去玩了。

    看来那件事影响还挺大，人们都有了安全意识，知道有危险的玩耍要割爱。

    因为摔伤，我多了番住院的经历。

    正骨室，我问叔叔姓啥？说是姓陈，我还跟他套近乎：都姓陈，叔叔把我骨头斗端哈。叔叔叫我忍着点，我还咬着牙巴安慰他：我没事，只管掰。

    10天后，我每天拖着打了石膏的右腿，到处溜达，石膏触碰着地面咚咚作响。还没到病房，屋里的人就喊：小鬼，请进！

    每天都要跟一个断腿工程兵扳手腕，他力大无穷，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我用双手扳、身子扑上去压，直到出院也没赢过他。

    住院学会了下军旗（走暗棋），为此痴迷不已，每赢一局，都喜不自胜。

    还得到了一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是我爸给我上大学的大哥买的，他又转送给我。那年头，这可是好东西，金贵得很，我有些不敢接受。有它陪伴，我能寂寞吗？

    还有个姓蒋的小护士专管我，重庆人，15岁，1米5几，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明眸大眼，仪态实在优雅，轻言细语，一口地道的重庆腔。每次她来护理，总是满脸羞涩，从来眼皮也不抬一下。我呢，觉得这女兵活似天仙下凡，如此这般伺候小弟娃儿，小脸儿有时也要发烫。拆石膏的时候，她拧着开水壶，往我大腿上倒开水（浇化石膏），拆除绷带，真不好意思呢，她也羞红着双颊。一对害羞的少男少女，悄无声息，定格的瞬间恰是一幅绝妙的画面，印象中的这画面，在任何画展上都无从寻觅。

    有了住院这番经历，我长大了许多。

    回到大院，不知道有没有谁觉得我象个“小大人”？

    从木头上裁上来，和其后那些事儿，留给我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我曾想过拿什么来回报大家，觉得还是尽可能为大家做点事为好，包括把美好的记忆写出来，分享蒙童年代童稚而有趣的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