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那年那亊儿,估计后楼无人不晓。上个世纪66年夏天,学校文革停课闹革命,我们休学呆在家。
解脱学业的压迫,空闲时间就变着花样玩耍。后楼堆放着几十根各长10多米、胸径50多公分的原木,码起有4、5米高。那里,成了我们男娃儿嘻戏游乐的最爱之地。
某日午后,我照例又攀上高高的原木,参加“过独木桥”游戏,跟迎面而来的“对手”交手,搡过来,推过去,又拽又扯,高空玩柔道,真是来劲儿。可我不敌比我大些的“对手”,在被掀下去的那当儿,顺势拉着“对手”一块跌落下去,我着地的一只腿被拽下来的“对手”一屁股砸中,爬起来想站立,那只脚却使不上劲儿了,走也走不动,我坐在地上,不知所措,默默忍受着煎熬;伙伴儿们都围拢上来,七嘴八舌,商议着接下来咋办,记不起是谁在提议:“抬到川办门诊部去!”
孩儿们立马用旋找来的旧门板,把我顶在他们的头上,一溜一小跑,送到近千米处的门诊部,接下来我头一回坐上了嘎斯69(美式吉普车)“专车”,直奔成都军区陆军总医院,被告知右腿小腿两处骨折,处置后住进了外科病房……
当年那一幕、那个画面,永久地固化在我的记忆中:众孩儿嗨咗、嗨咗,抬着门板上面侧卧着强装没事的10岁骨折小孩从后楼直奔前院,路上行人皆侧目而视,为这群毛孩儿困惑、惊讶。我明白,都是因为我,才有这戏剧性的场面。
不过,我也有点荣幸和自豪啊,院里,唯一一个被众孩儿抬起走的是我,老早就在享受“集体”特殊关照。
一个多月以后,被小伙计们抬走的那个小鬼又回来了。齐大腿跟儿的石膏刚拆不久,走路还得小心又小心,但他装着走路一如往常,在小伙伴面前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又去那堆原木跟前晃悠。
有人告诉他,摔了人后,原木上不准小孩上去玩了。
看来那件事影响还挺大,人们都有了安全意识,知道有危险的玩耍要割爱。
因为摔伤,我多了番住院的经历。
正骨室,我问叔叔姓啥?说是姓陈,我还跟他套近乎:都姓陈,叔叔把我骨头斗端哈。叔叔叫我忍着点,我还咬着牙巴安慰他:我没事,只管掰。
10天后,我每天拖着打了石膏的右腿,到处溜达,石膏触碰着地面咚咚作响。还没到病房,屋里的人就喊:小鬼,请进!
每天都要跟一个断腿工程兵扳手腕,他力大无穷,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我用双手扳、身子扑上去压,直到出院也没赢过他。
住院学会了下军旗(走暗棋),为此痴迷不已,每赢一局,都喜不自胜。
还得到了一个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是我爸给我上大学的大哥买的,他又转送给我。那年头,这可是好东西,金贵得很,我有些不敢接受。有它陪伴,我能寂寞吗?
还有个姓蒋的小护士专管我,重庆人,15岁,1米5几,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明眸大眼,仪态实在优雅,轻言细语,一口地道的重庆腔。每次她来护理,总是满脸羞涩,从来眼皮也不抬一下。我呢,觉得这女兵活似天仙下凡,如此这般伺候小弟娃儿,小脸儿有时也要发烫。拆石膏的时候,她拧着开水壶,往我大腿上倒开水(浇化石膏),拆除绷带,真不好意思呢,她也羞红着双颊。一对害羞的少男少女,悄无声息,定格的瞬间恰是一幅绝妙的画面,印象中的这画面,在任何画展上都无从寻觅。
有了住院这番经历,我长大了许多。
回到大院,不知道有没有谁觉得我象个“小大人”?
从木头上裁上来,和其后那些事儿,留给我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我曾想过拿什么来回报大家,觉得还是尽可能为大家做点事为好,包括把美好的记忆写出来,分享蒙童年代童稚而有趣的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