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拜师
我叫何福圣，是1913年出生的。老家河南省光山县仁和集，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地，当年也算个热闹的去处，有大小店铺四十来家。我爹何玉渊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在集上开有一家药酒局，医治跌打损伤、恶疮杂症，生意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爹对我要求很严，六岁时就送我上私塾，从《百家姓》、《三字经》发蒙，回到家里，还教我点拳脚功夫。闲了，爹还教我认草药，学推拿按摩，背《汤头歌》。这点肤浅的医道，没想后来竟派上了大用场。
我满十岁那年，爹在堂屋里摆上酒席，让我拜邱固元为师，随他习武。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尤为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水牛而名声大噪。拜师那天，我家洁净的小院里，一张八仙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虽然味道不及省城里的大餐馆，却也是大盘大碗，地道的农家风味。十二位师兄也全随师傅来了。按照武行规矩，我趴在地上向邱固元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师傅端坐椅上，仔细看了一下我，才徐徐说道：“文以评心，武以观德。打拳学功夫，第一要讲武德，福圣，懂么﹖何谓武德﹖就是要尊师重道，敬长爱幼，除贪祛妄，戒淫忌狠，而切戒恃强凌弱，见利忘义……”
师傅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长串，见我神情懵懂，似还不能理解，遂转过话题说道：“福圣，让我先看看你的拳脚吧。”
我自小随父练武，自以为已算个会家子了。当下不慌不忙走到院坝中间的空地上，凝神调息，猛然一跺脚步，“刷刷刷刷”地打了一套南派“黑虎拳”，出拳中不时以气催力，“嗨、嗨”怒吼，收式后，弯腰低头，双手垂立，按照父亲先前教好的话，恭敬说道：“徒儿功夫浅薄，还请师傅指教。”师傅侃侃言道：“你的拳虽然打得劈里啪啦，虎虎生风，但不过像戚继光所斥责的‘周旋左右，满片花草’而已。为啥呢﹖因你行拳走步，旁若无人，全无攻防意识，唯求显技逞巧。这样的花拳绣腿，如果拿到江湖上跑滩卖艺倒也罢了，但离上乘功夫就差得太远了。”
二、投红
我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七年功夫，这时，我已长成个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三十多名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粗如胳膊的寿烛，我一拳挥去，烛火离拳尺余便倏然熄灭。胸前最薄弱的剑突处，可以承受两人抬起圆木的猛烈撞击。拉开架式，三条壮汉也难以近身。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突然挥起了屠刀，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反动民团也大开了杀戒。当地的共产党人不甘心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纷纷拉起了武装，啸聚山林。这片历朝历代的三不管地区顿时枪声遍野，血雨横飞。如此纷乱动荡的局面下，各集镇村寨也纷纷组织起保民团，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深沟高垒，严防遭到外来势力的侵袭。
我师傅因武功高强，门徒众多，也被公推为仁和集保民团团总，手下有保丁二百余人，枪四十余支。我虽年未弱冠，但因武功出众，也被师傅提拔为保镖，整日不离师傅左右。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徒弟们除了每日照常习武，还增加了军事技能，尤其是射击、投弹、刺杀、擒拿的训练。
就在这一年的冬月里，国民党军队开来围剿红军。保民团是以保境安民为重任的，过去既不招惹红军，也不得罪白军，而这次白军大部队一开进山来，就逼着各地保民团表态，究竟是打白旗还是打红旗。
1931年3月里的一天，鄂豫皖一带大名鼎鼎的“老三十团”团长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我师父。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我师父很佩服这位二十来岁的“少年将军”。为了显显自家气派，也特地挑选了我和黎清财六个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的青布对门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王树声给我师父带来两包二十两重的云土作见面礼。我师父也大方，马上吩咐我和黎清财掏出腰间手枪，另附带三百发子弹，回赠王树声。
接下来，师父设宴款待王树声，我们一帮师兄师弟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我们把仁和集上的三百多名保丁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师傅当众宣布，他已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保丁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他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的，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出发。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师傅投红，是有原因的。
我师傅表面上与国军周旋，暗地里也和红军有来往。一次一支路过仁和集的白军部队在镇上抢了几家店铺，奸污了不少女人，连我师傅的妹子也给糟蹋了，所以我师傅一提到白军，就恨得咬牙切齿。
师傅宣布投红的第二天上午，八十多个追随者跟着他离开了仁和集，当晚便赶到了“老三十团”的驻地新集，今河南新县政府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叫摩崖湾的小村子里。带去的人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我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我才刚满十八岁。
就在参加红军没多久，我就接连经历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红军进攻高家寨，师傅战死。第二件事是当上了张国焘的警卫员。
三、带刀侍卫
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我饯行。看得出，他舍不得我走。
次日一早，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
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踏上的竟然是一条充满了风雨泥泞的人生道路。大概满天下的警卫员都有“星星跟着月亮走”的共同心理吧——自己保卫的首长地位越高，自己也就越觉得光彩。
虽然我干的仍旧是警卫员的工作，可给张国焘当警卫员，地位就大不一样了。比方说，其他首长的警卫员不能进会场，而张国焘的警卫员，就能随便进出了。人都是有虚荣心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又是习武之人，就更有点“御前带刀侍卫”八面威风的样子。
张国焘那时刚满35岁，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副主席、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全权代表，是鄂豫皖苏区顶天立地的第一号人物。
新集那次党代会开得很长。中间，张国焘做了个大报告，主要是谈纠正红四军中的游击习气，反对军阀作风。这个报告就像一把火，马上烧到了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许继慎一帮高级首长的身上。
第一次目睹这种狂热的、面对面的党内斗争，使我大吃一惊在军内外有着崇高威望的鄂豫皖苏区军委会书记曾中生、红四军政委余笃三、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原当过军长现任十一师师长的许继慎，全都成为了激烈斗争的对象。他们都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曾中生是张国焘之前上海中央派来的全权代表，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著名战将，连敌人听到他们的名字也都惧怕几分。可张国焘一个报告，就把他们搞得像土豪劣绅一样威风扫地，满面无光。
有的代表愤怒地指责他们两月前指挥攻打高家寨，造成红军伤亡上千人而告失败的事情，要他们承担责任，作出检讨；有的代表斥责他们纵容部下破坏群众纪律，使红军丧失了大批群众的支持。曾中生、余笃三等人起初还辩解，可越辩解越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上千人高呼口号，弄得他们汗流浃背，狼狈不堪。
我当时并不知道，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名义上的总书记是武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但实权却掌握在王明的手中。
但是我却知道，自从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自从红四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以来，张国焘在鄂豫皖军民之中的威望可说是如日中天，中央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一，其二，从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到1932年6月的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坚持“不停顿进攻”的战略指导思想，红四方面军南下，北上，东进，西征，接连克黄安，打商潢，夺苏家埠，占潢光，歼敌六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根据地向外扩大到东起舒城附近，西迄京汉铁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地区，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五十万，并建立了十六个县级的苏维埃政权。四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苏区的蓬勃发展，使张国焘的威望，到达了顶点。
四、肃反信号
党代会结束后，在这次会上受到冲击的部分干部被降职。不久，在为中央调来的干部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十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不久升任副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接风时，我听到他们把话题扯到了毛泽东身上。
张国焘评价毛泽东在井冈山采用的是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那一套做法，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气息。他对这帮初来乍到的部下说：“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个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吗﹖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起义，自己就必须农民化一点﹖”张国焘先向部下提出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和思考，马上又自答道，“不，我认为不可为，也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先进的革命思想，而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梁山泊主义，却包含着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思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当然，如果用毛泽东的眼光来看我，也许会认为我这个人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注意到新来的首长们听了张国焘在这番话，似乎都有一点诧异，但又不好说什么。在介绍苏区情况时，张国焘还说：“在鄂豫皖的红军中，严格地讲，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他们长期执行的是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甚至土匪流氓都大量混进了党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始终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占了绝对的优势。”这样的话，我还听到张国焘在另外的场合多次讲过。没过多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为开展肃反运动发出的信号。
9月，张国焘终于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保卫局忙于四处抓人，每天都有一批批“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分子落网并遭到处决。这时，张国焘患上了肠道感染，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已经卧床不起。
而一场“重大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有一天上午，沈泽民、陈昌浩、蔡申熙、周纯全、李特等首长神色匆匆地赶到原新集县衙张国焘的住处，齐集在他的床头，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红军总医院派来的医生护士被请了出去，警卫排长叶南生知道我懂一点医道，便安排我进屋临时担任张国焘的护理。于是，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红四军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从英山前线给军委会一份报告，坚持红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而这一意见，则与军委会制定的作战计划相逆。
首长们情绪激烈，严厉谴责曾中生、许继慎等人目无上级的做法。
军委会参谋长蔡申熙建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火速派陈昌浩赶到前线接替曾中生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并纠正军队领导的错误。
张国焘补充道：“我以为陈昌浩此番前去不仅是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同时还应赋予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这样才能放手处理这一严重事件。除了撤掉曾中生，制止红四军渡江南下的行动，必要时还可以放弃英山、浠水一线，将部队带回苏区。在这样的时刻，保住军队比保住地盘更重要。至于许继慎，则由昌浩同志相机予以解决。”
五、徐向前的妻子也被肃掉了
黄超根据张国焘的意见，马上起草了正式的决定和命令，然后，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领导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红四军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擦亮眼睛，站稳立场，分清是非，严守党的纪律，和曾中生为首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陈昌浩带着一个警卫连立即出发。几天后，张国焘不顾医生的劝阻，躺在担架上坚持到了白雀园——邝继勋师部。张国焘的目的很明确，因为在他的心目中，邝继勋和曾中生许继慎同属一伙，他来此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和邝继勋进行了个别谈话，还分别召见了团以上的指挥员，要他们拿出态度。而一到夜间，警卫排则荷枪实弹，通宵不眠，以防不测。
我们到达白雀园的第三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报告，一切都已经按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已经与敌脱离接触，正由英山、浠水经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整训。又过了几天，陈昌浩亲率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中生、许继慎和另外两百多名红军指挥员回到了白雀园。他兴奋地向张国焘报告，他这次前去，不仅制止了反党行动，而且还破获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案件。幸亏国焘同志英明果断，及时派他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去予以处置，否则，这次肯定要出大乱子了。原来，陈昌浩捧着“尚方宝剑”离开新集后，花五天工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县城的红四军军部后，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军队高级将领宣读，接管了红四军的指挥权，然后立即调部队包围了第十一师师部，并亲自率领保卫局人员进入师部搜查。
师部特务连欲反抗，被许继慎制止。谁知这一搜，竟然搜出了许继慎欲投敌叛党的罪证。在师部参谋吴成文保管的公文箱里，搜出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原许继慎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给他的一封劝降信和一份无线电通讯密码。陈昌浩当即将许继慎和吴成文押回军部，连夜突审。红四军的高级将领也全部通知赶来参加。吴成文因信件密码俱在，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任务是策反许继慎率部投诚。但鉴于时机尚不成熟，尤其是在他之前许继慎曾将曾扩情派来劝降的两名信使连人带信交给了军部，他便一直未敢行动，而是静待时机。
许继慎则断然否认他有叛党投敌之嫌。他的辩词是相当有力的。他说：“如果我真的打算投敌，我就不会把曾扩情给我的劝降信和送信的两个特务上交军部，这一点，徐向前总指挥和曾中生政委可以作证。”而在此重要关头，曾中生已经失去了作证的资格，徐向前虽竭力强调“许继慎不会有问题”、“这完全是国民党特务搞的反间计”，可是，他的证词不为陈昌浩所相信——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眼中，徐向前也同样属于不可靠的人。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听师兄郭清才说，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也被保卫局抓起来了。关于自己的妻子，徐向前是如此回忆的：“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六、肃反狂潮
9月下旬，徐向前率领部队全部到达白雀园，就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压来的时候，红军开始了一场内部的大整肃。张国焘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干部参加的肃反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不在战场上，而在我们身边，在红军内部。尤其是像许继慎、庞永梭（第十一师政委）、周维炯（第十一师副师长）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掌握了红军指挥权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红军指挥员们立即开始全面肃反，要从“无处不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去发现反革命分子”。他斩钉截铁地说：“经过彻底整肃的红军即使数量会减少，我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剔除掉的是糟粕，保存下来的是精华。这样的红军，才是党所需要的最忠诚、最坚定、最布尔什维克化的战士，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红军，是铁的军队，是任何敌人也不能战胜的。”这次肃反动员大会后，红军中立即掀起了一股肃反的狂潮。红军在回撤途中，各师各团就已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白雀园会议后，肃反更是遍及红军与苏维埃中的每一个角落，一时间红军与苏维埃政权中似乎到处都是“ＡＢ团”、满眼只见“改组派”、“第三党”，肃清反革命的声浪高唱入云，不仅师团级干部握有生杀大权，甚至连连排级干部也都可以随意抓人、毙人，而且杀人者与被杀者全都人人自危，有的上午还担任执行队员，下午即被其他的人“执行”掉了。
10月初回到新集没几天，张国焘就下令解决先期被押回新集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许继慎、周维炯、庞永梭等人。并派军委会秘书长黄超前去监督执行。
许多党史材料上都认为许师长他们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连《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也都是这样写的，时间是1932年10月里。
时间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下河滩时，路边柑子树上的果子都快熟了。但地点肯定不对，许师长他们不是死在白雀园，而是死在新集的河边。那天夜里月色昏暗，六名警卫员都把机头打开，提在手上前后夹着黄超往河边走去。
我们下河坎时，河滩上已经布好了警戒线。执行队员大概有近百人，手里拿着大刀和梭镖，也有枪。被杀的有三十来个。周维炯临刑前坚决不肯跪下，把他按下去，他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镖捅，死得十分痛苦。
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一看见满河滩的尸体，就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四军的命……”黄超大喝道：“把他带下去。”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就往河滩上拖。
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我红四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红四军干掉了！”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模糊。
七、兵败柳林河
有个现象如今回想起来也让人很难理解，张国焘自己就是个大知识分子，懂三种外语，过去曾是北大学生会的领袖，党的“一大”主持人，后来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还听说好多中央的高级首长都当过他的学生，可他偏偏就最不放心知识分子。他在许多会上再三强调：“工农干部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假如是知识分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就应当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他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工农干部们所接受，以至于在整个苏区中一度造成了极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
到10月底，由于国民党大军已经突入了根据地，霍邱县城失陷，才迫使肃反告一段落。许多来不及被处决的指战员也都从监狱中被放了出来，马上组编成突击队，开上前线迎敌。
但红四军此时已元气大伤，加上张国焘来后推行的一系列“左”倾路线极大地伤害了群众的利益，恶化了红军、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当红军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以后，苏区有的群众反水，士兵在前线携械投敌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使红军的处境面临从未有过的艰难。国民党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兵分三路直驱苏区腹地，迫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苏区军民拼命抵抗，但是，这次他们面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数量众多，武器远比红军精良，天上还有飞机助战，苏区军民很难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每日数次传到总指挥部的战报令人揪心，红军人员不断伤亡，苏区地盘不断缩小。
终于传来了更大的噩耗，霍邱县城失陷，据守该城的第73师除少数人随师长邝继勋突城逃出外，几乎全军覆没，地方武装队与运输队也被敌人俘去。张国焘怒不可遏，对邝继勋欲以军法从事，经蔡申熙力劝，邝继勋虽暂时保住了性命，责成他戴罪立功，蔡申熙则赶往前线协助邝继勋收拾残局，将第73师残部与第74师合并，仍称73师。
为避免和强敌决战，红军在苏区的地盘上和敌人兜圈子。可是在柳林河，终于被敌人前堵后追，爆发了一场大血战。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战斗的激烈程度连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也感到惊讶。陈赓师长当时就说：“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
红四方面军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八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红四方面军两万余官兵面对的是卫立煌的八万兵马。大战一展开，红军方面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力量都用上了，没有一支预备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由警卫们保护，坐镇柳林河指挥所。
这次战斗中的一个突发情况把我们一帮警卫员吓了个半死。
八、撤离鄂豫皖
有一股敌人来势凶猛，突破了红军阵地直向指挥所冲来。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都在指挥所里，如果被敌人俘去后果不堪设想，而整个指挥所的战斗人员不足一百人。
敌人已近在咫尺，叶南生率警卫排一个反冲锋，把敌人压趴下了。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连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也都拔枪向敌人射击。黄超和一帮参谋人员已经开始烧毁文件。
在这种时候最紧张的肯定是我们几十个卫士，我们不担心自己的死活，惟一担心的是首长的安全，首长被打死了，挂彩了，或是被敌人俘去了，卫士就没脸活了。
徐向前就是这一刻左肩骨被子弹击穿的，他的警卫员漆树仁吓得哭喊起来，被叶南生一个耳光扇去，漆树仁醒悟过来，伸了个舌头，赶紧向敌人开火。
幸亏这股乱冲乱突的敌人并不知道他们前面是红军中的什么人物，遭到反击后没有全力进攻。再加之左侧的余天云师长虽未得到命令，发现情况不对后，亲自率人火速赶来救援，才使指挥所转危为安。
战斗从头一天下午开始，一刻不停地打到第二天中午，红军终感不支，遂仓促撤出战斗，向新集方向退走。
柳林河大战，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伤亡连同被俘的人数在三千以上。
在镇外的一户农家里，张国焘主持召开了紧急的中央分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少数中央分局的委员，以及各机关的留守处负责人。
张国焘简略地介绍了苏区面临的险恶局势，决定任命原三十六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军区指挥部总指挥，全权领导苏区内所有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保卫苏区。红四方面军则伺机冲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中央分局、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里的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加强指导，至于各县区的党和苏维埃机构，则转入地下，或上山打游击。
安排妥当，张国焘第二天上午即前往新集西北四十余里的晏家河，赶上了大部队。
敌人已在这里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并摆开了欲与红军大战一场的架势。
张国焘在陈昌浩徐向前的陪同下登上高地视察前线的情况，看见敌人正在构筑野战工事，纵横十来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当地的村庄住不下，还在田野里、坡地上立起了许多帐篷。几位最高首脑马上商议，决定停止和正面敌人交战，迅速脱离晏家河地区，向平汉路以西转移。部队突然撤出阵地，向东经白雀园向安徽的金家寨冲击，在英山打了一仗，再由英山转头西行，到了黄安以南的高桥。红军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都已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便决定移师河口，伺机突破平汉路。
这时，追敌已经尾随而来，担任掩护的蔡申熙，就是在河口一仗阵亡的。
河口对张国焘来说是块不祥之地，他在这里连折了两员大将，死了蔡申熙，伤了陈赓。
九、伤痕累累
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包围圈中东冲西撞，在根据地中兜了一个大圈子。十月八日，部队又被敌第一师、第八十八师迎头堵住了，数小时的激战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敌人。
张国焘沉不住气了，十月十日，他主持在黄柴畈召开了少数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受到了沈泽民坚决猛烈的抨击。
沈泽民批评张国焘的军事策略是“逃跑主义”，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丢失了根据地，丧失了群众的支持，最终只能将红军主力拖散拖垮。他激动地表示，与其让敌人逼散逼垮，不如回头与敌军作孤注一掷轰轰烈烈的大决战。
虽经张国焘竭力解释，沈泽民决不妥协，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宣部长的人物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张国焘下不了台。更令他恼怒的是几位在晏济河军事会议上赞同他的意见的人物，此时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
张国焘扫视了一下大家的脸，以强硬的口气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同意见，留到以后有条件再争论，总指挥部制订的行动方案，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一切责任，由我向中央承担。”
沈泽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站起身大声吼道：“国焘同志，此次重大行动涉及到红军和苏区的生死存亡，你不能太武断，在党内搞个人独裁。”
张国焘怒不可遏，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沈泽民，你不要太猖狂，我是中央全权代表，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
谁都明白如此声色俱厉的公开威胁意味着什么，大肃反的阴影在许多高级干部的心中尚未完全消散。全场顿时变得像一潭死水，只有傅钟不满地嘀咕了一句：“这是党的会议，有话好好说嘛，不要用威胁的口吻。”
1932年10月11日深夜，伤痕累累的红四方面军杀开一条血路，向西而行，由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了京汉铁路。
蒋介石很快便判明了红军的去向，号令各路纵队紧紧撵了上来。
对这支处于强敌重重包围之中，不仅丧失了根据地，更严重的是，对丧失了群众支持的疲乏之师来说，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十、风雪漫川关
十一月初，在追敌三面赶来的情况下，总部决定，由漫川关进入汉中。漫川关是千峰万壑的秦岭山中的一个小镇，周围都是两千米以上的大山，仅有几条羊肠小道通往山外，地形十分险要。十一月十一日，红军来到了漫川关，老百姓不是跑了，就是躲进了深山里，留下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
根据派出的侦察人员报告，敌陕军三个团已经占据漫川关前面的山头防守，堵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敌第四十四师已占领了漫川关左侧一线，对红军进行拦截；而尾随而来的敌第六十五师、五十师也追至漫川关以东，断了我军的退路；敌第四十二师正由漫川关以北向南压迫，基本上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
强敌如林，而红军连续行军作战，很长时间没有休整与补充，战斗力已大大减弱，加上地形对红军非常不利，山高壑深，回旋余地狭窄，兵力无法展开，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张国焘向奉召而来的指挥员们通报情况和敌情后，明确指出：“我军没有后勤，没有补充，又处在如此险恶的地形条件下，要死守是不可能的，那样最终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导致全军覆没。我的意见是，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四字一出口，指挥员们无不震愕但是，张国焘那种“非常时期不容讨论”的独断作法，以及大肃反留下的后遗症，使他们不敢直抒自己的胸臆。
许许多多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凝聚到了徐向前清瘦的脸上。
徐向前大口大口地抽着旱烟……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张国焘心中的位置，政治上他属于“异己分子”，甚而将他的妻子也抓起来，审查，至今死活不知。然而在军事指挥上又离不开他，所以只好让他掌着这枚“帅印”。可是，他这方面军的总指挥，事无巨细，必须要张国焘的坚定支持者、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点头才能通过，好在陈昌浩对他还算尊重，对他的工作也能给予支持……
正因为他心中雪亮，所以在张国焘面前，他从来是不多言不多语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指挥作战上。可现在，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
徐向前开口了：“我看，分散突围，只能是死路一条。”有人屏息静听。
“卫立煌、胡宗南、萧之楚全都扑上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散突围即等于全军溃散，红四方面军将不复存在，不如集中突围，来一个鱼死网破”
陈昌浩也道：“国焘同志，向前同志的意见应当考虑，集中突围好比一块肉，敌人想吞也吞不下，如果把肉切开，正好让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
张国焘揉着下巴想了想说：“分散突围，我也知道不是上策，可是……啊，向前同志，你还是详细地谈谈你的想法吧。”
徐向前走到桌子前面，用竹烟竿指着摊开的地图进一步说道：“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把我军逼进从康家坪到任岭的这十余里的一道狭长的深谷之中，然后逐步挤压，最后一举歼灭我们。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并未形成坚不可摧的铁桶，我们必须当机立断，置之死地而后生，马上从敌人布防的薄弱环节实行突围。而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在敌四十四师两个旅之间的接合部，这个叫做垭口的地方。我们马上组织一支敢死队，杀出一条血路，保障我全军通过。”
张国焘问：“谁来率领这支敢死队﹖”
“我来点将，让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上。”
十一、突破垭口
张国焘最终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
当高层意见统一后，徐向前与陈昌浩立即带上警卫员，策马赶往任岭，来到了许世友的团部。
一看到两位首长的神色，许世友就清楚一定又是遇上了严重的敌情。
果不其然，徐向前扼要地向许世友介绍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交待了任务，然后，紧紧地握着许世友的双手说道：“世友同志，全军安危在此一举，作为全军的敢死队，你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垭口，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许世友望着徐向前那充满信赖和期待的目光，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两位首长放心，三十四团只要不拼光，就一定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
夺取垭口的战斗打响后，一营冒着暴雨般的子弹，迎着炮弹连续爆炸的火光，勇猛地向垭口冲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冲了上去。
眼看着第一次攻击受挫，许世友拔出驳壳枪大吼道：“警卫连也全跟我上，拿不下垭口，我们四方面军就全完了。弟兄们跟着我，冲啊。”他带着敢死队员和警卫连的小鬼，一个冲锋，扑上了垭口，机枪连和二营、三营也紧跟着冲了上来。敌人的包围圈终于被敢死队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
垭口一仗，三十四团差不多打光了。一营冲上去时三百一十四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二人。二营撤离阵地时，有两个班的十多名老战士由于长时间爬卧在冰天雪地里，已被严寒夺去了生命。
大部队刻不容缓地跟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垭口，部队能精简的东西全扔了。行军锅被砸成了碎片，一些瘦弱的骡马行动迟缓，立即被推下了山涧，连那些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山炮和迫击炮，此时也不得不炮口对着炮口地炸成了废铁。
徐向前与陈昌浩站在小路边，亲自指挥部队迅速通过垭口。子弹的尖啸声中，不时传来他们焦急的声音：“快，快一点。”
敌人也深知垭口一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又发狂似地向垭口冲来，想把缺口重新堵上。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都竭尽了全部力量在拼杀。枪声已分不出节奏，炮弹也听不出啸声。四面大山仿佛在微微发颤。当敌人的两个旅重新合拢时，得到的只是红军扔下的一堆破烂。
红四方面军突破垭口，翻山越岭，攻占陕军把守的竹林关，又一次从敌人的包围圈中钻了出来。接着折向西北，以两昼夜急行军二百多里的速度，进抵商县西五十余里的杨家斜，然后又南下北折，分左右两路纵队突然出现在关中大平原上。
早在红四方面军进入秦岭之际，敌人就狂妄地宣称：“自古秦岭‘七十二岫护潼关，七十峪保长安’，红军不死于炮火，就死于冻馁。”可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支连遭各路大军围追堵截，长途征战的疲弱之师，居然从包围圈中突了出来。
西安之敌对红军的出现十分恐慌，赶紧调孙蔚如的第十七师赶至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紧拉着，在漫川关扑了空的敌第一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三十五师也赶了上来，敌第二师与第四十二师则沿陇海线向红军逼近。
红军刚突破了一个包围圈，可眼前，敌人又布开了一个更大的口袋。红军无路可走，只好又掉头往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毕竟，大山是摆脱追兵的最好的地障。
十二月三日，红军于周至县的辛子口出发，再次进入了秦岭山脉的崇山峻岭。
十二、小河口“逼宫”
对历史而言，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那一个连着一个的山峰，一条接着一条的深涧，在冬日的乳白色雾气中涌动着，隐现着，如同一座座澎湃的洪峰。
一场大雪白了山川，也给山沟里一幢破破烂烂的土房子披上了银装。
一张刚毅的脸膛被马灯照耀着。他就是曾中生，他带着伤痛，冒着生命危险率先挺身而出，在这里召集一个秘密的会议。
土房里人影幢幢，先前联络的高级干部们都勇敢地出现了。邝继勋、余笃三、王振华、朱光、刘杞、傅钟、舒玉章、还有一位女将——张琴秋，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所有人也都清楚，他们今天的行为在张国焘眼中，无疑会被视为一次“逼宫”……空气仿佛已经凝固。
“同志们，我们已经陷入绝境，部队在流血，在大量地消耗，官兵们怨声载道。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是死亡，是毁灭”曾中生首先发言，语气沉痛而又透着悲壮。但眼下他关注的是有人谎报了军情，欺骗了中央，应当迅速地派人向党中央报告其真相。
郁积在心头的怨愤像潮水般冲决了堤岸……与会者全都慷慨陈词，一致赞同派人去向党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反映他的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加以纠正，挽救危亡中的红四方面军。
当决定向中央写信一事决定下来后，有的同志提出，眼下离党中央路途遥远，担心还没有送到，部队就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
由于意见不一致，这群血气方刚的将领最后放弃了派人送信前往中央，而改由与会者签名，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直接陈述大家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光明磊落的表现，也希望张国焘看完联名信后能改变态度，从谏如流，吸取教训。
这亦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意见书》。
曾中生是被担架抬着来见张国焘的。他委婉地陈述了大家的意见，然后呈上了意见书。张国焘看完意见书后，铁青着脸说，他感谢同志们如此直率地给他提意见；他对自己尚未意识到的不良作风深感震惊；他提议马上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一定会正确地对待同志们的金玉良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干部会议是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张国焘以一种大丈夫的坦荡和谦恭，接受曾中生等人的批评，诚恳地承认自己诸多错误和不足；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参谋长……
如果说此前参加“小河口”会议的同志们还有些忐忑不安的话，张国焘的态度，不仅让他们放心，甚至让他们感动。
然而，当他们不久以后发现这只不过是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玩弄两面派手法以图缓和大家的情绪时，已经迟了。
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鲜血、是生命。
第二天，部队继续南行。当红军前锋抵达秦岭出口处的新口子时，敌孙蔚如第十七师两个团突然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红军的去路。先头部队红军第十师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乖乖地让出道路。
当天晚上，部队赶到了沙河营一带的汉水西岸。
为了争取时间，总部决定全军徒涉过江。陈昌浩、徐向前亲自沿江选定了徒涉地点，带头破冰下水，率领全军涉江。
这时，从鄂豫皖一直尾追红军的胡宗南第一师已被甩在了遥远的关中，肖之楚的四十四师和刘恩茂的第六十五师因贺龙领导的红三军活跃在鄂陕川边境，也调向了安康地区。南郑一带仅有孙蔚如的第十七师一部驻守，兵力空虚，对红军已构不成威胁——这就是说，我们终于摆脱了西征以来极为被动的局面！
十三、 雪夜过巴山
1932年12月，无数匹战马从四面八方奔来，汇聚到一个小村里。一张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报纸，促使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这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
和往常一样，依然是张国焘主讲。他首先总结了部队西征以来的情况，嘉奖了许世友的三十四团和其他作战有功的部队，接着便宣布了翻越大巴山，挥戈川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这消息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离开鄂豫皖后，战斗频繁，行踪飘忽，广大指战员迫切希望能得到暂时的休整。现在刚把敌人甩掉，来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可板凳还没有坐热，又要去爬雪山，太出人意料了。
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看上去张国焘的精神也好了许多。他笑眯眯地解释道：“汉中地区南与巴山毗邻，北与秦岭相接，既是陕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又是通往四川与西北的枢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点军事地理学的知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早就告诉我们了。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大家的是，川北比陕南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回旋区域更广阔。而且四川军阀林立，目前刘湘与刘文辉正在川西大战，四川的大小军阀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混战之中，川北的防守十分空虚，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时机。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18日夜里，命令下达了，一点钟开饭，两点钟集合出发。
出发前，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对大家说：“同志们，漫川关我们闯过来了，秦岭我们爬了两次，大巴山也一定能够过去。”
“出发。”
叶南生排长指挥着我们几十名卫士，不断地用稻草垫在张国焘等首长的前面，以保证他们不出意外。可就这样，首长们仍被摔得像个雪人似的。
记不清爬过了多少悬崖峭壁，总算离山顶不远了。这是最艰难的地段，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幽深莫测的山涧，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身碎骨。狂暴的山风吹得我们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棉桃大的雪花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官兵们只好手脚并用，彼此扶持，艰难前行，终于爬上了山顶。这时天已经黑了，又走了三四十里才宿营。荒凉的山顶上，白雪皑皑，没有一间房屋，我们只好在雪地上露营，挖一个雪坑，当是“房屋”，垫一把谷草，就是“床铺”，战士们一把炒米一把雪，一口口地吞下去。半夜里，迷迷糊糊的我被惊醒了，我睁眼一看，见陈昌浩政委大声喊着：“起来，不要睡了，大家都活动一下，再睡下去会冻死人的。”
张国焘跺着脚，一边伸展着双臂，一边问身边的卫士们：“我给你们提个问题，等到全国解放了，你们打算怎样来收拾这大巴山﹖”
叶南生说：“我要修一条公路，让大家坐着汽车过去。”
我说：“要是我啊，干脆把这大山炸平，种上庄稼，叫它给咱们出大米。”
大家活动一阵，又睡了一会儿，一夜就这么折腾了好几次。可第二天起来一看，还是有一些战友被冻死在冰天雪地里。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不是冰便是雪的下山路上，更容易摔筋斗出意外。天气虽然好起来了，但是悬崖峭壁不断出现，碰到这些地方，我们就解开绑腿拧成绳子，从岩上放到岩下，让张国焘等首长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拉着绳子往下滑。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还得在他们腰里拴上一根绳子。首长下完后，卫士们再下。２１日上午，队伍终于翻过了天险大巴山，来到了山脚一个叫做岔口的小镇子。
总指挥部住进一家茶馆后，张国焘叫我们几个卫士马上到街上去找几个老百姓来了解情况。张国焘亲切地向客人们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纪律严明的军队，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还对客人们说，如果谁有路子和田颂尧联系，也请给他捎个话，红军到这里来不是和他为敌，而是和他作朋友的，红军现在暂时有困难，希望他能帮一把，今后他若有难，红军也可帮他，望他不要心存顾虑。
十四、火烧瓦斯铺
张国焘说完后，陈昌浩、徐向前也都作了补充。陈昌浩的湖北话，张国焘的京片子他们听得懂，而徐向前的山西口音就让他们大感吃力了。接下来，主人请客人们谈谈当地的情况。
四川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军阀彼此拼杀，战乱纷争的环境里，养成了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才干，而且尤擅辞令。这帮烟鬼在过足烟瘾，酒足饭饱后，更是说起来头头是道。他们提供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令红军领袖们极感兴趣。
当天夜里，为了拟定“红四方面军入川纲领”，首长们忙了足足一个通宵。
总部在岔口镇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得到前锋部队已攻占通江县城的消息后，才离开岔口镇向通江县城进发。越往南边走，沿途集镇越加热闹。
总部在瓦斯铺宿营时，田颂尧派来的特务放火烧镇子，企图转嫁于红军，没想反倒弄巧成拙，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火是清晨烧起来的。当时，总部和随行部队千余人正在镇子外面的田坝上整队集合，准备出发，镇上忽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街房多是木头结构，遇火即燃，火势很快便蔓延开去。官兵们立即冲进镇子救火，抢救财物。张国焘，陈昌浩一时成了“消防大军”的指挥员。经过大家奋勇扑救，保住了全镇大部分房屋商号，为居民救出大批财物。还有好几个红军战士在救火中负了伤。
镇上的居民在红军开到之前大都逃到附近的山上去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小孩。起火的时候，逃避的人仍不敢回来，聚集在山头上心急如焚地观望，后来见红军真心救火，才鼓足勇气纷纷赶回来参加救火。大火扑灭以后，红军又把抢救出来的财物一一退还给原主，并积极安顿灾民。群众目睹了这一切，大为感动。就在这时候，镇子外面的老百姓抓住了两个纵火嫌疑犯，并把他们带进了镇子。
经陈昌浩亲自审问，这两个家伙承认火是他们放的，田颂尧派他们来放火烧镇子，是想嫁祸给红军。陈昌浩当即下令将这两个特务枪毙在街口上。老百姓人心大快，消息飞快地传遍各地，从此各地群众再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听说红军要来也不再像过去一样闻风而逃了。
一杆大旗重新抖擞威风，像一团火焰映红了千里大巴山。
1932年12月18日，担任全军前锋的七十三师先头部队二一七团进入通江县境内的两河口，击溃四川军阀田颂尧部一个营，在此建立了红军入川后的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
1932年12月26日上午，天上飘着雨雪，红四方面军总部抵达了川北通江县城。这是红军西行以来所占领的第一座县城。为此，张国焘下令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我们这支被迫放弃根据地，转战数千里，已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形象已变得的确狼狈不堪。许多战士穿着沿途补充来的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绸缎衣裤和姑娘媳妇的红绿夹袄。还有披着破烂被子、毯子的。那时正是大巴山上的严冬，夜里能冻死人的。头上的帽子也是千奇百怪，礼帽、毡帽、瓜皮帽啥都有。人人面孔黝黑，头发又长又乱，满脸胡须。像啥﹖不太好形容，反正红军一到，把当地的老百姓全吓跑了。
十五、战云滚滚
到了通江城外的河边，红军官兵奉命整理军容，将完整一些的军装集中起来给入城的队伍穿。这样总算整齐一些了。红军战士扛着枪，排成六人纵队，高唱着军歌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首长骑着高头大马，频频向两边被组织起来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样的场面也让我们这些当兵的振奋不已。这一路上，我们吃了多少苦经受了多少磨难，死了多少弟兄，如今，总算寻到了一块落脚的地方，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
通江县城依山傍水，城里还有一条军阀田颂尧修造的水泥大道和一座中山公园。在公园里，有一幢一楼一底木结构古色古香的宽房大屋，以前是县长的宅邸，现在成了红军总部所在地。
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刘湘占有川东及重庆一带，刘文辉占有成都、川西及西康一带，邓锡侯占有川西北一带。川北为田颂尧、刘存厚、杨森三个军阀割据。田颂尧占有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南部等二十六县，势力最为强大。
刘存厚占有万源、达县、城口和宣汉等县。杨森占有营山、渠县、广安和岳池等县。而这些军阀们在各自的防区里横征暴敛不说，还强迫人民大量种植罂粟，以缴大烟土代替赋税。而大量种植罂粟的另一恶果，就是当地男人普遍吸毒，农业手工业则主要由妇女承担。所以俗话说“要吃通江饭，婆娘打前站”，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正在川西坝子上争城夺地的田颂尧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支红军大部队出其不意地杀进他的老巢，占了他的地盘，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向我们大举进攻。
四川军阀本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怕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入川，攥取主川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怕蒋介石，更甚于怕红军。所以当红四方面军最初进入四川北部时，刘湘为首的一帮军阀立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面上主动请缨，同仇敌忾，保证“穷全省之兵，将共匪剿灭”，而骨子里则是以此为借口，将胡宗南、肖之楚等中央军拒之门外。
而已被红军痛打了几棍的田颂尧也有心计，他既痛恨红军进入他的防区，更害怕引狼入室，日后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后患，更加之他手中还有近四万兵力，根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以为对付区区万余从鄂豫皖逃窜出来的“赤匪残兵败将”绰绰有余。所以反对其他军阀派兵进入他的地盘内剿匪，只要求他们分摊军费份额则可。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并拨给子弹百万发，飞机四架，军费二十万元。
一天上午，我见陈昌浩、徐向前和从前线匆匆赶回来的第七十三师师长邝继勋、政委甘元景、政治部主任韩继祖等到张国焘的办公室开会。
一会儿黄超秘书长出来叫我上供给处拿几包烟送进去。当我回来把烟送进屋时，见张国焘正飞笔写信。我放下烟后出来站在门口。不一会儿，听见张国焘在叫我，我又赶紧进屋去。
顿时，我感到很奇怪，这些我全都早已认识的首长一齐把目光落到我的身上，好像打量着一个陌生人似的。张国焘笑着说：“怎么样﹖何福圣这副相貌，不会丢我们红军的脸吧。要精神有精神，要气派有气派，而且还会武功。”
六、血战空山坝
十七日，张国焘在通江县空山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敌左纵队十三个团的部署，徐向前与陈昌浩亲临前线指挥。
空山坝地区海拔一千米至两千米，境内群峰林立，古树参天，退可以据险固守，进可以居高临下，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反“围剿”作战的地区。
五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许，红军冒着瓢泼大雨开始了全面反攻，将敌左纵队第四师王铭章部五个团、独立师刘汉雄部三个团及覃世科旅三个团、何瞻如部两个团共计十三个，分割包围在通江北面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于二十四日全歼敌七个团，击溃六个团，毙伤敌旅长以下近五千人。红军乘胜猛追，先后于二十日收复南江，二十九日收复通江，六月六日收复巴中，直追敌到仪陇。接着我军收复长池、木门、旺苍坝，歼敌一个旅的大部，并继续分别乘胜追击直抵苍溪、广元城下。另一条战线上，红九军、红三十军向驻守营山的二十军杨森部发动猛攻，连破杨森七道纵深防线，占领营山县城。随后，又占领嘉陵江左岸蓬安县属的周口镇。
刘湘闻讯，急调重兵驰赴邻水、大竹、渠县，增援杨军。因刘湘所派援军已进驻渠县，十月十六日，红四方面军便转向刘存厚防区达县、宣汉、万源、城口等地进军。十九日攻下宣汉，二十日克达县，刘存厚弃城逃走，二十一日占万源，直抵城口近郊。
自本年五月红四方面军开始反攻至十月，师行所及，势如破竹，先后击溃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路大军，声威所播，直使全川军政当局无不感到惊恐。
七月，根据木门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原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许世友因战功卓著，升任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这次扩编，不少人都注意到，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方面军的元勋均被张国焘冷落一旁，闲置不用。
八月十二日，红军挟大胜之威趁热打铁，开始进行仪陇南部战役。
十月下旬，由王维舟、杨克明领导，并配合红军解放宣汉、万源的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随即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
至此，红四方面军已达五个军八万余人。
在这次反围剿作战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非常荒唐可笑，但对我们这次作战以及今后的发展很有利的事情。
民国初年，通江县苦草坝青年农民张昌祥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农民暴动，被官府血腥镇压下去后，张昌祥不知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远走高飞了，反正从此后再无下落。二十年后，突然有一个姓张的男人带着红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通、南、巴，同样是专门整地主豪绅，帮助穷人。苦草坝一带的人很快便传出消息，说如今这个姓张的男人肯定就是当年的农民暴动领袖张昌祥，他大难不死，在外得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现在又领着神兵回来了。这种说法在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老百姓中间影响力非常大，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通、南、巴地区。如果张国焘不是苦草坝的张昌祥，为什么他会带着大军开到大巴山来﹖而且视大巴山为家园，对穷苦人爱护备至视作亲人﹖
十七、张国焘成了“真命天子”
那个年代的人，满脑袋神权命运旧观念，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他们祖祖辈辈所见所闻过的部队截然不同的红军，而这支红军全中国那么多地方不去，偏偏要到这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开到这块地方总是胡作非为，闹得人心大乱鸡犬不宁，惟独这支红军一反其它军队所为，专替穷人说话撑腰打抱不平。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土地财物分给穷人，盘古开天地，哪里听说过这样的事﹖他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懂苏维埃政权是怎么一回事，总希望能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证明这一切。由此一来，所有的谣言都集中到了张国焘身上，沸沸扬扬地把张国焘说成是“真命天子”。前方越是打胜仗，这种传言在后方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
一天下午，我突然听见大门口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正在屋里议事的张国焘和黄超也听见了，叫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下了木楼，出了宅院，往公园大门口走去。一眼，便看见门口围着许多老百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正在和站岗的特务营的战士说着什么。特务营长徐泽明已经到了门口，人多嘴杂，声音听上去很激动。我赶紧跑到大门口问是怎么回事。徐泽明还没来得及回答，老百姓见我背着杆盒子枪，以为我是个当官的，就纷纷拥上来和我说话。
原来，他们都是苦草坝的人，其中就有那位传说中的农民领袖张某的妻子孩子父母，其余的，也都和张某沾亲带故。他们说，他们从苦草坝一大早走路到这通江城里，就是想看看张国焘是不是他们的亲人。我向他们解释了几句，可他们谁也不信，表示不亲眼看看张国焘，决不会回去。没办法，我只好返回去报告。张国焘听了很重视，对黄超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不去向他们解释清楚，老百姓要把我当成个陈世美传开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恐怕就有影响了。”
为了确保安全——因为那段时间反动组织在苏区四处大搞暗杀、破坏，连我们在德汉的后勤军火基地也给他们炸掉了——警卫排长叶南生带着二十几个警卫员换上便装先到了大门口，分散到人群中，我和黄超才陪着张国焘出来。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围观的人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老百姓都奔着喊着来看“真命天子”。
几名警卫员从旁边一家茶馆里借来一张方桌。张国焘站上去，微笑着扫视了一下黑压压的人群，声音响亮地说道：“老乡们，你们看清楚了，我就是张国焘，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不是什么经过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的真命天子。
我也不是你们四川人，而是江西萍乡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今年三十六岁……”那位满怀希望前来寻夫的农妇“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还哀哀连声地说：“不是他，不是他，他比我男人高得多，胖得多，也白得多……我连我男人……都认不出来么﹖”旁边却也有执迷不悟的人给她打气：“那倒说不准，神仙点化过的人，当然带富贵相了，你要一眼就能把他认出来，还叫脱胎换骨么﹖”接下来，张国焘利用这个机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苏维埃是怎么回事，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可是，无论当过大学教授的张国焘再怎么会讲，老百姓仍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这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讹传，风靡了整个川北根据地，客观上在征粮派款，动员群众当兵，支前等工作上给了初来乍到的红军一定的帮助。
十八、巴山英雄当上了省主席
1933年2月里，张国焘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因独自射杀一头老虎而名震一方的“巴山英雄”熊国炳。
熊国炳的谈话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我是个才进党的人，共产党叫我干啥子我就干啥子，莫得二话说。”然后，他顿了顿，怯生生地问，“张主席，这苏维埃……到底是个啥东西嘛？我还硬是把它弄不明白。”
张国焘解释说：“国炳同志，我这样给你讲你恐怕容易明白一些。你们四川人不是把穷人叫做干人么，苏维埃，就是干人的政府，苏维埃主席，就是这政府里掌印把子的人，也就是干人的头儿。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和过去的县长一样大，省苏维埃主席呢，就好比一省之长。我们现在就是要请你出来当这个省长，你明白么？”
熊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说：“我是个大巴山上打猎的，只会放枪不认得字，咋个当得了省长？”
张国焘鼓励他：“干人的政府，就需要你这种有威望的干人来掌印把子。有红军支持，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你一定能够把这主席当好。”
熊国炳上任后很快便以事实来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件“摆设”。他出面组织群众，很快建成由通江到巴中、南江和陕南、宣汉、达县的四条交通干线；在毛洛镇、沙河、城西建造了百米长的便桥；还动员组织了五万多人，疏通了由巴中到江口、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这些建设，对战时物资运输、兵员调动、人民必需的商品流通，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撤离川北根据地时，总部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争取广大群众对撤离的理解，以省苏的名义发布一个布告，把红军撤离苏区，北上抗日的理由向群众宣传。
熊国炳把两位新补选取的副主席余洪远与祝义亭叫来，在桐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你一句我一句硬是凑了出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的最后一份布告，长达九十二句，全是顺口溜，堪称是一件独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我是1935年夏天在长征途中才和熊国炳成为好朋友的。张国焘在甘孜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布北上以后，将随军撤离的地方党的各级机构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全部编入军队。
我在万源娶的老婆叫熊顺芝，四川人特别讲究认“家门”、攀“竹根亲”，熊国炳就成了我的大舅倌。
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再次与红一、红二方面军会师。月底，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之命强渡黄河，但因船少敌机轰炸猛烈，未能全部过去。十一月十日，中央电令已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任命陈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国炳、李先念等十一人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后西路军惨败，也就再无熊国炳的消息了。
谁知到了1959年的春天，我和熊国炳居然在大巴山上重新见面了！当时，我是被当作大叛徒张国焘的余孽被押解回乡交群众管制的，住在我老婆娘屋里。也就是这竹峪关。四月里的一天，有个姓皮的中年汉子来竹峪关找我，自称是熊国炳的外侄，说熊国炳还活着，从大西北回来探亲，听说我在竹峪关，很想见见我，约我第二天到洪口乡与竹峪关之间的桥溪口乡场上会面。
那一夜，我在床上像烙烧饼似的翻过来翻过去，根本无法入睡，就盼着天快一点亮，能够早一些见着这位老朋友。天未破晓，我就和熊国炳的外侄出了门。竹峪关离桥溪口二十来里地，等我们赶拢，场上已经很热闹了。我一进场口，眼睛便到处看，走到鱼市坝，一眼，我便认出了熊国炳。他站在茶馆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找我。“喂，熊大哥。”我招呼了他一声，压住心中的激动，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儿向他走去。“何老弟来了。”熊国炳看见我，眼睛一亮，也不动声色地说，“兄弟，里头请，我茶都喊好了。”过去，我们都曾经是这块地面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尤其是熊国炳，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可二十几个年头过去，却再没一个人认得出这个纯粹农民打扮，坐在破烂拥挤的乡间茶馆里悄悄会朋友的老头子，就是昔日大名鼎鼎的“巴山英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了。
十九、最后一个军礼
坐下后，我望着满面皱纹，白发苍苍的熊国炳，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熊大哥，你老了哟。”说完这句话，我鼻梁发酸，熊国炳眼睛也红了。
他说：“老弟，我比你好，不管咋说，我现在还有公民权嘛。”他显然怕我伤心，又安慰我说，“不过，对你我这种从死人堆堆里爬出来的人来说，还有啥子受不了的呢﹖要紧的，是活下去，活下去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的。”他先问我会宁分手后我这些年来的情况，我一一向他说了。他对我跟随张国焘从延安跑到西安，最后在西安火车站终于和跟了六年的张国焘分手重回延安，以及我如何冒死从南泥湾劳改营逃出的经历听得尤为仔细。听完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骂道：“狗日的张国焘这一跑，把我们四方面军的弟兄全坑了。”
随着熊国炳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他这些年来里极不寻常的经历。
那次西征，是在无后方，无给养，无武器弹药补充，无群众支援的困难境况下仓促进行的。又面对善在荒原戈壁作战的骑军的追杀，因此连吃败仗，部队伤亡惨重。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当陈昌浩宣布西路军已经失败，无法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通河西走廊的任务时，全体将领失声痛哭。
陈昌浩随即又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由精悍卫队护送，离开部队回潜陕北；二是由王树声、李先念等组成新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领余部分兵三路，各自杀出重围。
西路军余部化整为零后，受到强悍凶残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大部分官兵血洒荒丘，情状异常惨烈。
一天，熊国炳率领两百多名后勤机关人员，又被蜂拥而来的敌军骑兵包围了。血战至黄昏，除熊国炳外，部下或阵亡或被俘。身中两弹的熊国炳奋力跃上马背，突出重围，不料坐骑又被紧追不舍的敌人击中，他跌倒在雪地上昏了过去，被马家军拖到裕固族人的毡篷里拷打审问。熊国炳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伙夫，什么也不知道。毡篷的主人是个小头人，见他年纪大，向马家军求情放过他，他才幸免于难。
后来，熊国炳养好了伤，来到了甘肃酒泉，却见到处都张贴着悬赏捉拿“赤匪要犯”的布告，他也名列其上。他于是改名张炳南，声称自己是到西北做生意途中遭到土匪洗劫，进了一家酱园铺当帮工，晚上则到附近的一所道观里去栖身。
当酒泉解放，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已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五十块银元和四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他没有向政府申诉，他已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回通江老家，也没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和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这事也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怎能厚着脸皮去找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吗﹖”我俩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自那以后，因我怕连累他，没和他通过一封信。
第二年的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当夜，我拿上一沓纸钱，爬到屋后山坡上焚烧，并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
二十、肃反根源
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
认为这场大肃反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已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地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斯大林身上。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已。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不搞肃反行吗﹖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北苏维埃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地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支援红军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维埃干部猛烈射击。
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十三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1933年8月，在新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全根据地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周其均、政委胡甫庸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
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漫无边际，不少坚贞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疤、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先被夺去兵权，将其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二十一、目睹邝继勋蒙难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完全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国焘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师长罗泽洲之后不久，张国焘也亲临邝继勋师视察。在离开师部张国焘准备上马时，他对邝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结拜弟兄），这次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写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一封写给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已经是九点来钟，天已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已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开牢门，大声喝道：“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不要啰嗦，，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来，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五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
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二十二、重赏之下
张国焘既然是川北红军中的第一号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
1933年10月，刘湘出任“四川省剿匪总司令”后，即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告示，悬赏十万大洋买张国焘的脑袋。
告示贴出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保卫局就接连破获了两起企图暗杀张国焘的案件。
一起是张国焘前往巴中检查工作时，路经通、巴两县交界处小场双鸡岭时，被埋伏在旅栈中的杀手从楼上扔手榴弹伏击。卫士胡学柱，倪锐锋牺牲。幸张国焘无恙。
一次是杀手装扮成菜农混进通江公园，藏于树上，深夜潜至总部，幸被起床小便的参谋周世岳撞见。
所有落入红军之手的亡命之徒，一律被处以极刑。
张国焘的安危，成了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会议上，连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昌浩、徐向前也特地赶回来参加。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昌浩、徐向前以及刚接替周纯全，周调红四军任政治委，担任总部保卫局局长的曾传六四位首长外，就是总部警卫排排长我、分局警卫团团长皮信义、总部特务营营长徐泽明。
曾传六局长就前一段时间里连续破获的两桩谋杀张国焘案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陈、徐二位首长当即决定，从第九军中抽调一个团分散驻扎在通江县城，白天黑夜上街巡逻，并在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保卫局派出大批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而总部所在地的中山公园，共设置了三道防线，将总部木楼围得像铁桶一样。警卫团负责围墙以外，特务营负责围墙以内，最后一道防线，则由我们警卫排组成。
但是，虽然作了如此精心细致的安排，刺杀张国焘的行动却仍然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了。
那是1934年12月11日，四名刺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张国焘开了枪。张虽然大难不死，但枪声一响，可把我们这帮警卫吓掉了魂事后得知，谋杀张国焘的主凶，是刘湘军中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
贺朝正在巴蜀武林中不是一个无名之辈。二十四岁那年，他曾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的首届“全川国术擂台赛”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决赛中败给荣昌县人蓝伯兮，夺得了一枚银章。此后二十年，贺朝正杀过人坐过监，出狱后先给熊克武当卫士，孙中山逝世后，熊克武率三万川军子弟长征上万里前往广东，却被蒋介石、汪精卫等设鸿门宴囚禁于虎门炮台。川军被打散后，贺朝正逃回四川，又被刘湘聘去担任二十一军军官教导团的武术教官。
这次贺朝正率队潜入苏区，是因为悬赏公布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听到前去刺杀张国焘的人均未得手。十中有九未能生还，不禁起了冒死一搏的念头，既贪图那白花花的十万大洋，也想在刘湘面前露上一手。
贺朝正主动向刘湘请缨，刘自然同意。贺朝正知道仅凭自己的力量断难成此大事，遂将三名过去的弟兄招来，组成一个小组，前往苏区。
这三名弟兄也全非等闲之辈，会武功，精射击，胆大心狠，得着这样一个发大财的机会，欣然随贺前往。
1934年底，红四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定，占领著名的盐城南部后，十二月十一日，川陕省第三次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里的列宁小学召开，到会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因为刚打了大胜仗，会场上充满了喜庆气氛，还特地邀请了绥定的洪祥戏班来为会议演出。
洪祥班在接到红军的邀请，收拾衣箱准备前往通江时，却有四名不速之客登门拜望班主金泰合与名角金童儿。
二十三、杀手混入红都
来人正是贺朝正与他的三个兄弟。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从杨森控制下的南充进入红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却听说洪祥班第二天也要前往通江为红军演出。贺朝正一想，既是为红军演出，很可能张国焘也要出席。而且演戏时人多，枪响之后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一千大洋。更令金家父子心花怒放的是，贺朝正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
金氏父子虽然并不清楚他们此行是去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情。也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便答应帮忙。
十二月十日，洪祥班来到通江，住进了南门口曹成贵开的客栈。红军通知金泰合，洪祥班次日晚间为会议演出。夜里，贺朝正与三名刺客关在屋子里商量。金氏父子见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寻条退路。而在通江城里，能为他们帮忙的，就只有袍哥舵把子张国隆了。
事不宜迟，金童儿换了件竹布长衫，出门喊了一乘轿子，就往张国隆家中赶去。
张国隆，绰号“莽脑壳”，长得膀大腰圆，横眉粗如扫帚。此人出生于贫苦人家，自小性情暴躁、豪强霸道，话不投机便要拔刀拼命。
后来，张国隆领着一帮兄弟，专事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等各式“文”抢武掠，并四处招兵买马，网罗各地土匪，势力渐渐扩大。
辛亥革命时，张国隆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两百多人，也顺应潮流，参加了由袍哥组成的“同志军”，向清王朝政权进攻。通江的国民政府刚一成立，张国隆就被任命为分管军事的最高指挥官。张国隆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头戴博士呢帽，腰挂德国左轮，上穿墨青大褂，下着紧口缎裤，带着队伍得意洋洋地开进城里。
张国隆此后又出任了通江袍哥舵把子的角色，在官匪之间、红黑两道上左右逢源。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不仅不跑，红军进城后，他竟然设下宴席，邀请张国焘等首长赴宴。张国隆向张国焘丢了个“拐子”，大大咧咧亲亲热热地说：“红军主席你看，这通江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全跑了，就我留了下来。为啥﹖就因为你我都姓张。主席你叫张国焘，哥子我叫张国隆，只可惜不是一个妈屙出来的亲亲两兄弟。你说，我两个拜个把子好不好﹖”
如此一个臭名昭著的黑道人物，竟然提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磕头烧香同结金兰之交，弄得陪同张国焘前去赴宴的黄超、傅钟、曾传六等首长，以及我们几名卫士，在一旁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金童儿眼下去找张国隆，是因为这个龙头大爷是个典型的川戏迷，尤其喜欢看金童儿主演的《皮金滚灯》。
金童儿当然不敢把贺朝正等人混进他的戏班进入通江准备谋事的内幕向他透露半分，他只是说他这次来通江为红军演出之前，母亲突患重病，他心里放心不下，请张大爷帮忙给他在宕水河边准备一条小船，明晚演完戏后，他和父亲马上登船，连夜顺江而下，赶回绥定。这等小事还不容易，张国隆动动嘴皮子，吩咐手下的红旗管事一声，就算成了。
二十四、一场小雨救了张国焘的命
那晚洪祥班演的是大戏《白蛇传》，刺客们本来打算演到“水漫金山寺”，锣鼓齐鸣，闹闹腾腾，鱼兵虾将一齐上台的时候，四名身穿戏装的刺客便拥上台去，一齐向距台口仅咫尺之遥的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开枪，然后击灭煤气灯，在黑暗中趁乱逃出。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帮了张国焘的忙，让刺客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计划泡了汤。
看过川戏《白蛇传》的人都知道，全戏要演近三个钟头，到“水漫金山寺”时，已经是要结束的时候了。
而那晚开戏后还不到一个钟头，天上就下起了雨，雨虽不大，可毛毛雨能湿衣裳，加之时令已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我把预先带去的一把红油纸伞撑开，替张国焘遮雨，张马上回过头叫我把伞收了，还低声说了一句：“再看一会儿我们就回去，反正这川戏我也听不太懂。”
我见他头发全淋湿了，有些着急，说：“要走现在就走嘛，淋狠了，会生病的。”
张国焘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面上揩。大约又过了十来分钟，首长们都起身离去，我和尹中富，还有傅钟的警卫员小田紧紧跟上。刚出人群，我又把伞撑开，罩在张国焘头上。
就在这时候，只听“嘭嘭”几声枪响，和我们走在一起的小田一下子倒了下去。
原来，身着戏装画上脸谱的四名刺客看见张国焘等红军高级首脑突然起身离去，一时没了主意。
为首的贺朝正一咬牙，说道：“这么好的机会，不能让他走了。弟兄们，打！”他掏出手枪，一把撩开耳幕，对准红油纸伞下便打。
枪声一响，满场顿时大乱。紧跟着，两盏煤气灯几乎同时被击灭。
离我们不远的卫士像闪电一样蹿上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屏障，将几位首长簇拥在中间。所有的卫士都将手枪提在手中，机头打开，一边保护着首长快速向大门走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喊一声：“有刺客！”然后将伞扔掉，抽出手枪，拉着张国焘的手疾步向大门口疾跑。
我心里非常清楚，子弹是冲着张国焘打来的，我唯一的任务是保护张国焘尽快脱离险境，回到总部。
黑夜里，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值勤的战士发现是身着戏装的人在开枪，便呐喊着不顾死活地冲了上去，戏班子的人全成了红军射杀的目标。
我们簇拥着张国焘等首长刚出大门，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卫士们也都跑拢了。一看见张国焘活着走在我们中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枪战的最后结果是，四名刺客当场被击毙三名，贺朝正开枪自杀时，枪中已无子弹。洪祥班三十六人，除金氏父子在开戏前以回客栈拿演出道具为借口，离开学校逃脱外，当场被打死二十六人，剩下八人，也全部被抓获。
天还未亮，保卫总局便来电话向张国焘报告，金泰合父子均已抓到。
原来金氏父子借故离开学校后，马上去江边上了小船。谁知船到小庙沱一带，却被红军的巡江船抓获。巡江的红军怀疑二人是敌军探子，就把他们弄到岸上审问。
开初金氏父子嘴巴很硬，到了下半夜，金泰合的烟瘾发了，难受得直往墙上撞。红军就把在船上缴获的他的鸦片和烟具拿出来，摆在桌上，还故意烧了颗烟泡子，让他闻闻那香味，告诉金泰合，几时说实话，几时就让他抽个够。没过一会儿，金泰合为了抽烟，就啥都吐了。
那一晚，张国焘守在电话机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他不睡，我们谁也不敢闭一下眼。
得到贺朝正被生擒的报告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拿着话筒对担任主审工作的曾传六吼道：“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要杀出我们红军的威风来，要让刘湘知道，我张国焘是杀不死的！”既然张国焘明确指示“押赴市曹，公开大辟”，贺朝正的脑壳这下就绝对保不住了。
可是，砍个人的脑壳很容易，要“杀出红军的威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引自：http://www.sohu.com/a/249504410_556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