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骑兵是极其重要的部队。骑兵凭借强大的冲击力和优越的机动性往往决定着一场战斗的胜负，其优势地位显而易见，骑兵的战斗力和杀伤力都是不言而喻的。 1935年夏，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北后，经常遭到国民党骑兵袭扰，国民党骑兵充分利用战马的速度优势对红军实施追击或包围，他们随时都可以偷袭红军。红军不但没有成建制的骑兵部队，而且装备简陋，加之又缺乏对敌人骑兵的战斗经验，不能有效地建立起对付敌人骑兵的防线，使红军吃了不少亏。如何发挥步兵的长处击退敌人骑兵，便成为红军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中革军委对敌骑兵优势进行了专题研究，红军将领都是院校高材生和军事专家，他们很快分析出骑兵受地形影响、在水草地中难以发挥优势等不利的因素，拿出了与红军实际装备相结合、在不同情况下与敌骑兵作战的战术方案，找到了克制敌人骑兵的办法。 中革军委专题研究出成果后，立即对部队作了明确指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还深入前线，亲自给红军战士讲解步兵与骑兵作战的战术原则。他对战士们说：“打骑兵必须沉着应战，射人先射马，基本决窍是集中火力打马，马目标大，把马射倒后人就好打了……”经过周密计划和紧张训练，我军各部逐步掌握了打敌骑兵的战术要领，信心也越来越足。 时任中央红军第1军2师4团书记员的廖步云（八一校同学廖晓平的父亲）和战友们经过首长指导和严格训练，都等着敌人再次送上门来，他们要好好出出这口恶气。 机会很快来了。为防止红军队伍在草地行军时遭敌骑兵攻击，总参谋长叶剑英命令先头部队宿营时，必须要在前沿修起不低于半人高的土围子，这样就可以使红军无论何时与敌骑兵遭遇时，都可以借用这些掩体组织起有效还击，防止被敌人骑兵冲垮。 1935年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高原上气温骤降，天空中飘下鹅毛大雪，中央红军第一军政委聂荣臻下令部队就地休息。部队正休息中，突然从西北方向传来阵阵嘈杂的马蹄声，随着马蹄声越来越近，上百盏闪着光亮的马灯也越来越清晰。 军政委聂荣臻根据来敌方向果断做出判断：“那是国民党骑兵！”他马上命令红2师4团、5团迅速做好打敌人骑兵的战斗准备。 敌骑兵没把红军放在眼里，气焰嚣张地向红军冲杀过来，这一次红军没有慌乱而是沉着应战，直到敌人冲到只有40米处时，红4团政委扬成武大喊一声：“打！”红军战士廖步云和战友们立即开火，他们首先集中火力打敌人马匹，一排排子弹射出去后，敌人的战马纷纷倒下，马背上的敌人被掀翻在地，不是负伤就是摔得半死。 侥幸冲过土围子的敌人骑兵见墙后有人，举起马刀凌空劈来，红军战士廖步云趁敌人战马前蹄腾空后仰的瞬间，抡起手中的鬼头大刀向马前蹄砍去，被砍后的马匹受惊，它高高跃起后重重砸向地面。随着一声惨叫，马背上的敌人被当场摔死。 经过训练的红军战士们并不惧怕敌人挥舞在空中的马刀，他们将训练中的战术运用到实战中，不少战士钻到马肚子底下猛砍马腿，鬼头大刀舞得跟“风火轮”似的，专打敌人骑兵的“下三路”。此时战场上响起军马的阵阵嘶鸣声，同时传来一匹又一匹战马轰然倒地的沉重声，被掀翻在地的敌人还未站起来就被红军的刺刀、长矛解决了。 红4团正与敌人激战时，利用夜战迂回到敌人侧翼的红5团开始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骑兵顿时阵脚大乱，加之夜晚视线受限，他们的马匹之间相互冲撞，不少敌人从马背上摔下被活活踩死。一向自恃马快枪疾、当惯了所谓“步兵屠夫”的敌人骑兵，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次战斗竟会遭此重创！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骑兵损兵折将落荒而逃。此役，红军缴获战马40多匹，枪支、马刀无数，除几名战士负轻伤外，没有一例重大伤亡！红军完胜！廖步云和他的战友们创造出了步兵打败骑兵的奇迹！
摘自《旧闻名记》 本人重新整理
（1974年底，成都警备区二团二机连奉命换防进入省看守所，负责执行监狱看守任务，我所在的八班则于12月24日进驻文庙后街92号，接替四川省军区政委廖步云的警卫工作。 记得有一天早晨，一挑粪工不小心打翻了粪桶，污染了院内路面，而他污染的路面正好是廖政委每天乘车上班的地方，我们当时就傻了眼。 眼看省军区小车马上就到，我们立即抓紧时间与挑粪工人一起清理地面污渍，打扫完后又慌忙提水清洗路面，我们的清洗工作刚完成不久，首长专车就到了，好在廖政委并没有查觉地面有异样，他与往常一样上车走了。看着首长最新款的上海牌轿车驶出大门，我们警卫战士都松了一大口气。 当时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也住在文庙后街92号大院内，其警卫工作也是由我班负责。有一次他穿着筒靴出来散步，当他走到大门岗位时还问我：“小鬼，你是那里人啊？”我持枪立正：“报告首长，我是成都人，我父亲也在西藏军区工作，是你的部下。”陈司令一听来了兴趣，他马上问：“你父亲是谁？”我立即回答：“肖猛！”陈司令：“你是肖猛的儿子？”“是！”陈司令仔细看了看我说：“像你父亲。”他随后又说：“你妈妈叫张菲，还是我们河南老乡呢……” 至从那次以后，只要是我站岗，陈司令外出或回来都会在车内主动向我点点头，我持枪立正向首长行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