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2012年4月11日）中午，我和孙铁玉一道，骑车去八一校怀旧。快到学校时，孙铁玉的思绪就打开了，说那时一到假期结束返校，就有老师和班干部们在校门外挨个检查同学们的暑期作业是否完成，没做完不让进，须得回家做完了再来。而一到周六下午，凡是背不出九九表的不让上车，弄得孙铁玉坐也不稳，站也不住，急得满屋子转圈，就如热锅上的蚂蚁，生怕回不了家，虽然最后只是吓唬吓唬，但也弄得他很紧张。不过铁玉说，是得吓吓，不然不得了。嘿嘿，别看这会儿说的挺好，那时他的觉悟可没这么高。

到得学校原来的大门处，才知那里已经成了宿舍区的大门，新开的一个更加气派的大校门，就在向左绕过家属区的地方。我们将自行车寄放在宿舍区的门卫处，然后给校办的周老师打了个电话，周老师用电话告知了门卫，但门卫仍然公事公办，不徇私情，直到我们登记后才被放进去，看门卫那个认真负责的劲儿，一点不亚于当年的武大爷。

进入学校，但见校门正对着的是一个铺了橡胶跑道的运动场，是一所现代学校必有的设施。对照铁玉为我画的原八一小学布局图，我最想看到的那棵曾经住着猫头鹰的大楠木树已不复存在，而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幢教学楼。不过，我们原来就读的三排教室，还有最后一排没有拆，但走廊已经封上，早先乳白色的墙壁，也已涂成了铁锈红，现在住着部分学校的老师（校办的周老师说她就住在那里）。我记不清当时我们60级丙班（以及后来的丁班）教室究竟是哪一排，依稀记得是第二排（如果真是这样，就已经拆掉了）。

走过教室，是两幢二层的宿舍楼，紧挨着教室的那一幢，我曾在一楼的男生小寝室住过，晚上不睡觉看老鼠打架和摞起小板凳砸老师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宿舍外墙贴了白瓷砖，有些像澡堂子，过道里面有点黑，门都关着，但我还是辨认出了我住过的那间小寝室和生活老师的房间。走出宿舍后看到，原来澡堂的位置新修了房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再往后走，就是老三楼宿舍。从二层楼的宿舍搬出来后，我们就住进了老三楼。我们班男生和女生除了各有一个大寝室外，剩下的就集中到了一个男女生混合大寝室里。夜不归宿，偷拔胡萝卜（其实是芹菜）的那晚，我的被子就是被老师从宿舍门上方左边第一间寝室的第一个窗户里扔出来的。通往老三楼那条路右边，原先有块菜地，我就是在那里拔的芹菜，后来种上的一些杉树，已经长得很高。路和树间搭了花架，花正开得茂盛。地面已被水泥硬化，还砌了几个共人们休憩的水泥桌凳。我在水泥凳子上坐了下来，仰头看着那扇窗户，默默地在心里体会当年那晚的感觉。

我们看到老三楼边的水塔还在，还有过去的食堂，不过食堂已经刷成了白色，孙铁玉站在高年级学生收缴我们低年级同学饼干的那个门前照了张相。他说他从保育院来到八一校后，第一顿饭就在这扇门边上的一个大桌子上吃的。

总的印象是，现在的八一校，由于拆旧建新，加上保留的老建筑被贴上了白色瓷砖，外观有了改变，与老八一校的环境布局和建筑风格已有很大差别，要想找回以前的感觉，不容易了。唯一还保留原来样式和颜色的是新三楼，不过因其过于陈旧，外墙面发黑，而且楼门已经封住，看样子不打算再使用，加之周围环境的变化，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懵懂中，还不一定能够认得出来。

我的同学王延绥说，我们八一小学在以前算得上是“贵族学校”哦，这话说的很到位，的确，全军的八一校好像就西藏军区的待遇最好，因为情况特殊，父母都在边防前线，我们穿着统一的服装，还有西藏军区干部战士为我们节省下的粮食、酥油和狩猎获得的马肉鱼肉，在那个年代，要达到那样的供应水平，真不容易。不过，我们得知，现在八一校的老师，收入还很低，与地方学校比，差着老大一截，而且连住房公积金都没有。但他们仍旧那么敬业，仍然坚守着这块阵地。听周老师说，全军还有几十所由部队管理的八一校，总政治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学校也正忙着填报各种材料和数据。但愿这次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我们参观结束时，校办周老师给了我一摞八一校的校刊《青果》，其中就有我发表在《军旅岁月》网站上的《八一小学忆趣》前五篇。他们准备从总第十五期开始，专设一个《岁月留痕》栏目，陆续登载校友们的回忆文章，这期正好从我的文章开始，让我感到十分荣幸。

大校门处，左右各站了几个小男生小女生，都穿着小军装，少年军校嘛，挺像回事的。我们出门时，她们正经八百地给我们行队礼，还喊一声您好！不过眼光里却透出狐疑，大概觉得这俩老头是谁呀？领导不像领导（端不起那个架子），家长不像家长（没那么老的家长，爷爷辈儿吧，又小点儿）。在这么些可爱而礼貌的孩子面前，我也不能太掉份儿，于是也很礼貌地回答好，好，大家都好！事后我想，如果当时我大声说一句，孩子们好！她们会不会喊一声：首长好呢！还有，她们既然穿着小军装，该敬军礼呀。总之，看见他（她）们，就像看见了当年的我们，就感到很亲切，就想上去拍拍她们的脑袋，不过终于没敢造次，她们可是在执勤，是个长辈也不能乱来。

我们回到宿舍区准备取自行车，门口长椅上坐着一位大叔，孙铁玉觉得有些面熟，攀谈中得知，原来是食堂的大叔，名叫李诗伯，从1961年起，就在学校工作，正好和铁玉是同一年进入八一小学，不过当时一个是大叔，一个是小学生。这“一老一少”两个校友相谈甚欢，我则拿了相机往宿舍区里面走，正在对着新三楼的侧面拍照，听到后面有人问：你有什么事？我一回头，见一位个头不高，精神矍铄的老人，手里端着一个大保温杯，正以询问的眼光看着我。我猜想他曾经见过这种场景，知道又是一位校友回来怀旧了。于是我告诉他我曾在八一校读书，快半个世纪了，第一次回来看看，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他问我是哪年进校，我答60级。又问是哪一个班，我说开始在丙班，后来到了丁班，不过三年级没读完就转走了。他还问，你能说出几个同学的名字来吗？我说我记得王延绥，他说好像知道王延绥，我又说最近在网上联系上了张玉良，他眼睛一亮，说，嗨，张玉良前几年还回来过。我说我知道，他在网上告诉我的，我们都是癣头班的，他听了大乐起来，说，对，对，癣头班，那你们是66届的，我一直教毕业班，所以我也教过癣头班，接着说了一串丙班同学的名字，我因为除了王延绥，想不起其他同学的名字，结果他都提到谁，一个也没记住（老了，记性不济）。

这时我得知老师姓钟（伯君）。我说我今天和孙铁玉一块儿来的，他在门口。钟老师一听，孙铁玉？眼睛就又是一亮，便跟着我向宿舍区门口走去。孙铁玉因为在八一校一直呆了五年，所以不仅对旁边的那位食堂大叔有印象，而且一见钟老师就觉得面熟，而钟老师也主动问铁玉以前是不是就住在狮马路，因为每到寒暑假，就要请八一校的老师去管理那帮放假在家，无法无天的浑小子们，钟老师是每年都去的。嗨呀，这一问就对上茬了，两爷子亲热的不行，我赶紧将此情此景拍了下来。照片上，孙铁玉一脸笑得稀烂，而钟老师则陷入深深的往事回忆中。

我们坐下继续谈，每每孙铁玉提到一个同学（多是费头子），钟老师都要“嗨~呀”一声，甚至还要拍一下大腿，还没等他说出下面的话，孙铁玉又说出一个同学（当然也是费头子），钟老师于是又来一声“嗨~呀！”，接着再拍大腿，再往下说，就成了：我晓得他嘛，调皮呀，费得很哪。随着孙铁玉说出的一串名字，钟老师就不住的晃头和“嗨呀”。由于钟老师专教毕业班，所以，有同在八一校读书的一家几个兄弟姊妹，全都在他那里过了一遍。也因为这个原因，钟老师能够记住许多学生的名字。至于我们丁班，钟老师说，后来撤销了，同学们又分别回了原来的甲乙丙班。

钟老师得知我就在成都工作和生活，便责备我说，你就在成都，40年（校庆）不回来，50年不回来，60年你也不回来。我赶紧把责任往铁玉身上推，说他没告诉我，我不知道啊。铁玉也推，说我只知道他是战友，不晓得他是校友，还是去年下半年才知道的。我见责任又推了回来，赶紧再次推回去，说，我早就告诉过他，他当时只顾着打扑克，没往心里去。看看吧，我们对老师的责备看的多么重啊，生怕落在自己身上了。为了避开这个话题，我赶紧说，甲班的刘革莎说他们班有一个外地同学最近要来成都，他们正在筹备一次团聚。不想钟老师又接过话茬教导我，说人家班经常都有活动，你也可以组织你们班搞些活动才对。我说我三年级就离开了，同学们都不认识我，我也想不起班上都有谁，没有组织号召力呀。

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每个八一校友都熟悉的养马大叔是大邑唐昌的人，建校初期就来到学校。我们丙班（丁班）的班主任唐明祥老师后来调到其丈夫工作的绵阳市，已经过世了。我们的生活老师叫王桂芝，大约在1975年学校缩编时离开了学校，不知是去了铁二局还是回了河南老家。至于那个常背杆老七九步枪巡夜，并且及时发现和破坏我们摞小板凳砸老师阴谋的那位中尉助理员，在文革前因为犯错误，也离开了八一校。

我们就这样，东拉西扯，无所不谈，师生工友，不亦乐乎。后来钟老师有事走了，我们也向食堂李大叔告别。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还要来的，因为校办周老师工作忙，钥匙不在她那里，我们没能看成校史展览室，就为这，我们还要再来一次。

事情到了这里，但还不算完，后来还发生一件好笑的事。由于钟老师，李大叔与孙铁玉都是1961年进校（钟老师进校时才19岁，现在76），所以，孙铁玉在他们班的QQ群上与同学聊天时说，今天下午回八一校，见到两个同年进校，现今已经七、八十岁的老校友，顿时就把同学给弄糊涂了，心想，61级的同学，再大也大不过五十八、九岁，哪来的七、八十岁呢？哈哈，铁玉说的是“校友”，同学想得是“同学”，校友的外延大于同学，除了同学之外，还包括了所有的教职员工，二者本不是同一概念，说狭义的校友说惯了，突然来个广义校友，不迷糊才怪。铁玉就利用这个错觉，忽悠了同学一把，他可真够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