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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 |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
| 姓名： |
薛晓康 |
| 标题： |
血色记忆——致敬牺牲的战友们 |
| 内容： |
血色记忆
——致敬牺牲的战友们
薛晓康
46年过去了，但记忆里的那个血色场景，令我至今挥之不去——牺牲战友们的遗体横七竖八地倒伏着，有的蜷缩如婴孩，有的伸展如枯枝，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想抓住什么。断裂的武器、散落的弹壳与残破的军服碎片散落其间。有的烈士遗体已经僵硬，青白的脸上凝固着坚毅或痛苦的表情；有些则残缺不全，被弹片撕裂的躯干露出森森白骨，内脏像腐烂的果实般摊开。血早已干凅，变成深褐色的污迹。有穿鞋的，有赤脚的，有开头颅的，有腹部开创的，不忍目睹……硝烟尚未散尽，混合着血腥与腐臭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令人窒息。
从那时候到如今的46年间，我多次想写却一直不敢写那个血色场景，但在我感到自己告别世间的脚步越来越近的今天，我终于忍不住，实在忍不住，决定写下这篇不应该被人们忘却的一些真实的战场片段，多少给后辈们留下点值得纪念和珍视的东西。
我好几次委托冯毅战友帮忙寻找肖保国战友，因为据我了解，肖保国是在前线对烈士最尽心尽责，并且最具有鲜明个性的干部之一。我想写写他在参战时执行特殊任务的一些零星片段经历，而这个特殊任务是常人心理难以承受的（实话实说，这个特殊任务至少我是不能承受也无法完成的）。可是，当肖保国跟我见面时，一谈到那个战场的话题，这个刚毅汉子的眼睛一下红了，泪光闪闪，竟向我摊着两只手，哽咽着表示不想再提那些事情。在我的一再恳请和解释下，他终于点头开口了。尽管他所讲的也仅仅是那个战场一角的一个鲜为人知的缩影，但那都是他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
肖保国于1976年入伍，是河南信阳人（算是我的小老乡，我祖籍是河南洛阳），他体格健硕，入伍前曾练过武术，性情有点急燥，容易发脾气，但我认为他属于“一身正气”的好兵。1979年2月初，时任442团特务连排长的他，调到团政治处组织股工作，随部队抵达广西宁明县的板兰地区。在距XX号界碑的边境西南前方，紧连着一大一小两座山峰，那就是越军据守的地形险要的542高地。此时，映入我442团指战员眼里的，是越南侵略者不久前侵入我境内板兰地区烧杀抢劫，给边境村庄留下一片凄惨场景：房屋和森林被烧毁，公路被埋上了地雷，桥梁被炸出一个个弹坑，大量边民被驱赶逃离村庄。边民们日落荒野，夜宿深山，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庄稼不能收，被炸死的水牛和家猪等牲畜已发胀腐烂。村边的边防部队哨所米黄色的墙壁上弹坑累累，院子里被炸得瓦砾遍地，两层楼的门窗全部破碎。越寇的暴行激起大家的愤怒，一个个气得摩拳擦掌，决心严惩侵略者。
下午，团长毛洪彬、参谋长陈贤佩带领司令部参谋人员登上一座山头，正拿着军用地图和望远镜，跟前面的地形地貌作参照校正，设想怎样制订作战方案，却突然遭到越军的迫击炮袭击，特务连的战士赶紧掩护他们撤离山头。原来，越军前沿阵地的制高点上设置了一个炮兵观察所，他们对我方的动态观察得十分清楚。毛团长气得火冒三丈，发誓要彻底干掉对面越军360团的这股顽敌。但大家的心里都明白，要攻占542高地绝非易事，这场恶战的艰险程度难以预测。肖保国怎么都没有想到，442团前指赋予他的任务并不是去参加攻击战斗，而是命令他负责接收俘虏、转运伤员和处理烈士善后的特殊任务。
的确，战场上的天空可以闪耀军人保家卫国的光辉，同时也可以投射军人战死沙场的身姿。虽然这是让每个上战场的军人都能理解，并且应该具有的心理准备，但积极请战的肖保国却一直没弄清楚，团首长为什么会点名交给他这样的一个任务？他心想，接收俘虏和转运伤员的工作可能还算容易一点，但处理烈士的善后工作该如何做？他心里可是一点底都没有。因为他在战前从没培训过，更没训练过，他甚至从没接触过一具人的尸体，对于处理烈士遗体善后事宜，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不过，他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必须遵守平时受过的严格训诫，“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正所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442团前指临时给肖保国配属了4个与他同年入伍的城市“娃娃兵”和2个广西当地的壮族民兵。他问了一下这几个人的情况，居然谁也没有接触过人的尸体，这让他深感失望。最让他失望和担心的是那4个“娃娃兵”，年龄都只有16和17岁，这不禁让他在心里打鼓：“如果俘虏多一点倒还好点，到时完成相关手续登记后，派人派车押到后方去就行了，只是希望我们部队的战友千万别伤亡太多，否则仅凭团里给我配属的这么几个人，怕是很难完成这个特殊任务。”他想对大家说几句关于执行任务的战前动员，但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大家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生与死的考验，讲一堆大道理是很苍白并且无多大意义的。于是，他向团政治处组织股谭显银股长汇报了自己的初步想法，谭股长真切地说：“我们都是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接受战争考验，没有预案，无章可循，你们只有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遇到困难和问题及时反映，我们一起向团首长汇报，争取得到妥善解决。”肖保国什么都不再说了，抓紧时间准备接收俘虏和我方伤亡人员的登记表格，并且命令大家以最快速度挖猫耳洞，用绿色塑料布搭起简易帐篷，整理清点包裹烈士遗体的布匹，随时待命。
第二天（2月28月）7时20分，442团的进攻战斗正式打响。我炮兵阵地向无名高地发起10分钟的炮火齐射，442团1营2连在副连长董家发和2排长莫依弟的率领下，勇猛地冲向无名高地的敌阵地。
这个阵地之所以被称为“无名高地”，是由于当时上级下发的军用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注这个高地的名称。它位于越南的那然地区北侧，距中国边境线仅两公里，控制着中越边境的一条公路，在战略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越军把它作为蚕食我国领土的桥头堡，由越军338师460团两个排的兵力及一些民兵武装驻守，它的后面及左右两侧的高地上布置有密集的火力支撑点。
这场战斗是在阴雨绵绵的天气中进行的，2连的战士们在董副连长和莫排长的率领下，乘着我军猛烈炮火的掩护，一边快速冲击一边细心观察，指挥战士们绕开敌人布设的一片竹签陷阱和地雷区，由5班主攻正面，4班和6班分别从左右两侧迂回包抄上去，猛地冲上了无名高地。
莫排长看见高地上的敌人为躲避我军刚才的炮火，还躲在阵地上的一个个猫耳洞里，他当机立断，指挥大家一起扔手榴弹，随即扫射，当场击毙20多名敌人，其余敌人见状，连滚带爬地钻进茅草丛和树林狼狈逃窜，整个战斗仅用了15分钟。
后来根据俘虏交代，他们曾接到师部的通知：“我们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大家不用慌张。中国军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虚张声势，如果要开战，中国军队至少要在三个月以后才可能有所动作。但我们怎么都没想到，中国军队这么快就真的打过来了。”
“判断失策”令越南高层领导恼羞成怒，严令越军第338师460团必须趁我2连立足未稳之机，马上夺回无名高地，违者军法从事。于是，越军的60炮、82迫击炮、120迫击炮向无名高地密集狂轰滥炸，附近几个高地的各种轻重武器交叉持续射击，同时指挥一个加强排的兵力率先向无名高地发起攻击。
面对越军这种疯狂的反扑，莫排长叫大家赶紧隐蔽好，为防备敌人使用坦克掩护步兵冲锋，他手提一具火箭筒，带着火箭筒手郑玉标跑到前沿阵地的一处土坎观察，头部被敌炮弹片击伤，顿时鲜血直流，他忍着痛对郑玉标说：“不要管我，我不要紧，快去监视敌人，守住阵地。叫4班长刘金学代我指挥，快！”说完便昏了过去。
在阵地的左侧，董副连长一边指挥一边端着轻机枪向敌人扫射，胳膊被一颗子弹击伤，战士朱学良掏出急救包要给他包扎，他一把推开小朱：“不要管我，消灭敌人！”他不顾伤痛，用一只手拿枪向敌人射击。
过了一会儿，昏迷的莫排长苏醒过来，却什么也看不见。原来他当时满头满脸都是血，战士一时不知他的伤口在哪里，便用绷带把他的头部和眼睛部位全部缠上了。这时，他一把将绷带扯下来，擦了擦眼皮上的血迹，观察到右侧山头的一个敌人火力点十分猛烈，便抄起一具火箭筒，迅速爬上战壕的岩壁，瞄准敌人的那个机枪火力点，一发命中。战士们被董副连长和莫排长的行动所鼓舞，一个个奋勇战斗，终于将敌人的第1次反扑击退。
从上午11时开始直到下午14时，敌人轮番攻击，向无名高地进行了5次疯狂冲锋。我2排指战员顽强抵抗，尽管以少抗多打退了敌人，坚守住了阵地，但伤亡惨重，全排仅剩下6个没有负伤的战士，弹药也所剩无几。在此危急关头，前来增援的2连3排8班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冲上无名高地跟2排的战士汇合在一起击退敌人的两次冲锋后，敌人再没有组织反扑，整个阵地终于安静下来。
打扫战场时，他们收集了敌人丢弃的大量武器弹药，并清点了阵地前横七竖八的69具敌人尸体。这个战果被上级机关以战勤简报形式通告各部队，使大家备受鼓舞。战后，442团2连2排被广州军区授予“攻坚英雄排”称号，授予2排长莫依弟“战斗英雄”称号。
肖保国在感受战斗胜利喜悦的同时，也为战友的流血牺牲而痛心。因为送到他跟前的我方伤亡指战员竟有20多位，其中有他比较熟悉的面孔——重机枪连连长冯加胜、机枪手张振田，还有边防连战功卓著的温排长等烈士。特别是牺牲的第一个正连职指挥员连长冯加胜，噩耗传来，令毛团长大为震怒，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肖保国这是第一次见到性情刚烈的毛团长落泪，他的心中也无比悲痛。
在肖保国过去的想象中，我们英勇的战士在战场上应该是“以少胜多”，甚至应该是“以一当十”，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但眼前的实际状况就摆在这儿，他来不及细想，现在要做的工作是马上安排车辆，把经过团卫生队紧急救治的伤员转送到后方医院，还要登记和安排牺牲战友的善后工作。
他初次接收这么多战友遗体，虽然紧张地忙活，但效率不高，明显感到他带领的7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尽管他的肌肉强健，力气蛮大，但他第一次感到烈士的遗体是那样沉重，每一具流失了那么多血的遗体，反而像灌了铅似的异常沉重，这也许跟一种强烈刺激性的心理反应有点关系。团部配属给他的4个“娃娃兵”压根不敢触碰烈士的遗体，甚至不敢看烈士的遗体一眼，只有两位民兵拿着包裹烈士遗体的白布，也紧张得有些手足无措。他们每包裹好一具烈士遗体，就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有个民兵对肖保国说了心里话：“如果是在平时，我宁愿抬运3个病人，也不愿意抬运一具遗体，确实是体力和心理都受不了，饭都吃不下，觉也睡不好。”的确，就连肖保国自己也感到有些吃不消，但他必须强忍着悲痛心情和心理刺激，以自己的行动给那几个“娃娃兵”和民兵作出表率。
不过，榜样的表率作用也是有限的。当面对那些满身弹痕的伤员和烈士的遗体，大家依然感到极度不适。因为伤员身上大都是开放性创口，浑身是血和泥土，裹缠的纱布渗着鲜红的血迹。尤其是牺牲的烈士，不像平时在医院病逝的遗体那么安详完整。从战场上抬下来的烈士或者缺肢少腿，或者头颅被炮弹片掀开，或者胸部和腹部被弹片划开……肖保国只好向团首长请示：“能否换两个年纪稍大的战士，多调几个身强力壮、心理素质好的民兵来？”团首长同意并提出：“从现在开始，俘虏和伤员主要交由政治处和后指处理，同时增派力量给你，着重搞好烈士的善后事情。”
团首长这样安排自有道理，因为更为残酷的战斗即将打响。根据上级的作战方案，442团除了预计坚守无名高地10天时间，还要尽快攻占那然越军的542高地，以牵制越军第338师的兵力，保障我广州军区主力部队攻占谅山市。
可以预想，这场硬仗将使442团付出不小的伤亡代价。毛团长再次向所属各部下达命令：“无论战斗有多么惨烈，不准丢下一个伤亡人员，断了的胳膊和大腿也不准落下，必须全力抢运回来！”
3月2日9时30分，随着50军炮团、148师炮团多个炮兵阵地齐射的猛烈炮火，5连指战员在连长黎有连的指挥下，由副连长夏柱玉带领1排担任主攻，2排为助攻，采取小群队形、多路攻击、四面包抄的战术向542高地发起进攻。
这个高地顶端有两道坚固的环形工事，四面有几十个明暗交叉火力点，需要我5连一个一个的拔掉才能攻占主峰。1班副班长孟凡贵冲在最前面开辟通路时，腹部中弹，战友们赶紧给他包扎伤口，要派人把他送下去，他坚决不肯，一手按着腹部一手持枪，站起来继续冲锋。当他快冲到敌人第一道堑壕边沿时，胸部中弹，当场牺牲。
孟凡贵的牺牲激励着战友们更加勇猛地冲锋，报话员梁跃忠的头部被弹片击中，顿时鲜血直流，但他仍然背着报话机继续冲锋，不幸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英勇牺牲。副连长夏柱玉立刻背起报话机，一边指挥战斗，一边向营指挥所报告战斗情况。战士杨柏林正在冲锋，他看见班长负伤，赶紧去为班长包扎伤口，身边落下敌人甩来的几枚手榴弹，他毫不迟疑地用身体护住班长，而他自己则被炸牺牲。
2班长秦国柱带领全班战士从左侧迂回，穿过一个小山包，突然受到敌人三面火力压制，秦班长的大腿被一颗子弹击中，他咬紧牙关用纱布一缠，又继续进攻，但刚一跨步就倒下了，不能走，他就爬，一直爬了60多米，组织全班强行突破第一道堑壕。在继续向敌第二道堑壕进攻时，他再一次受伤，身边又落下敌人甩来的几枚手榴弹，眼看就要爆炸，机枪手季连家一步跑过去，双手抱着秦班长连打几个滚，滚到了一个炮弹坑里，躲过了手榴弹。但秦班长身上的两处伤势太重，感到自己不行了，便把自己的冲锋枪和子弹交给了季连家。
这时，2连增援人员正冲过来，但季连家等不及了，他愤怒地向第二道堑壕投去几枚手榴弹和一枚烟雾弹，接连打死几个敌人，端着枪左冲右突，第一个攻上了542高地顶峰。夏副连长迅速指挥两个排从另三个方向包抄进攻，于11时36分将高地阵地全部攻占。
阵地上，散落着敌人弃下的64具尸体。夏副连长在阴雨绵绵的高地上抓紧组织战士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敌人的反扑。果然，下午3点，敌人开始猛烈炮击，把山上的泥土几乎翻遍，接着每次以一个排的兵力，轮番向5连占领的阵地进攻。2排长王水成叫大家沉住气，直到敌人距离阵地只有40米才高喊一声“打！”随即在各种轻重武器的响声中，敌人鬼哭狼嚎地败退下去。就这样，王水成指挥全排接连打退了敌人的3次反扑。
在敌人开始第4次反扑时，王水成的左臂被一颗60炮弹炸断了，血流不止。夏副连长命令把他抬下去，他却说：“我是共产党员，活着就要战斗。左臂断了还有右臂，我还能指挥，还能战斗。”但他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看见有战士来抬他下去，他推开战士的手，忍痛站起来继续战斗。直到敌人第7次反扑时，他腹部中弹，英勇牺牲。夏副连长含泪高喊：“同志们，坚决打退敌人的反扑，为2排长报仇！”战士刘兴明的右手4个手指头被炮弹弹片消掉，他就左手持枪射击。傍晚时分，在战士们的勇猛还击下，敌人的第8次反扑失败，扔下56具尸体抱头鼠窜，542高地终于暂时寂静下来。
寂静的夜里，是肖保国和他带领的战士和民兵最忙碌的时刻。肖保国打着手电筒认真登记烈士的姓名、职务、单位、整理烈士的随身遗物。在烈士孟凡贵的衣兜里有一封信——
敬爱的党支部，你的有决心的战士孟凡贵向党请求：
把战场上最艰苦、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我来干。
党是我的亲爹娘，我要坚定不移地听党的指挥。党指到哪里，我就坚决地打到哪里。为了人民的安全、幸福和祖国的建设，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甜。
我在战场上，一定要像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同志那样，这些同志的行动也就是我的行动。
请党相信我。
面对烈士的一件件随身遗物，肖保国肃然起敬。他仔细检查烈士们的每一个衣兜，生怕漏下哪怕是一小片纸条，或者是一包没抽完的香烟纸盒。
有一天傍晚，肖保国突然接到有具烈士遗体（湖北阳新县人，姓李，1976年12月入伍，火线提升为排长，英勇牺牲）缺少了一条大腿，他询问这位烈士少一条大腿是咋回事？抬担架的民兵说：“为了躲避地雷区和越军的扫射封锁，我们抬着烈士只顾跑，不知道这条被炸断的腿什么时候掉下去了。估计是在4号至5号公里桩之间吧……”
肖保国当即决定带4个民兵乘坐解放牌大卡车，去4号至5号公里桩之间寻找那条断腿。有人劝他别去，说这太危险，再说那一路的地形那么复杂，不可能找得到。但他坚持说：“在我们家乡，如果有老百姓家里死了人，不管是啥原因死的，那都是要讲究给逝者保留一个全尸，何况这是烈士。我们尽最大努力要去把他那条腿给找回来，这是对烈士的尊重！尊重！”
夜幕正在降临，绵绵细雨下个不停，像是为烈士洒下的泪水，时不时从不同方向传出冷枪的声响。肖保国带领驾驶员（1975年入伍的广东籍驾驶员）和4个民兵，乘坐解放牌大卡车出发了。泥泞碎沙石路面坑坑洼洼，卡车轮被陷住了。肖保国让大家把小碎石包裹在雨衣里，垫到车轮下面。车是倒出来了，但驾驶员却不敢再往前开：“肖排长，这太危险了，再说我们几个人只带了两支枪。”肖保国跳上车说：“我坐在你身旁，有我在你什么也别怕！”
在崎岖的公路上，肖保国下了车，握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警惕地摸索着前行。跌倒了，爬起来；又跌倒，再爬起来……不好，他忽然感觉踩到了一个泥坑里的硬东西，这东西圆溜溜的，有洗脸盆大小。他不敢随便挪动脚步，赶紧叫后面的人躲开。他平时训练过排雷，于是弯下腰，用手指头小心地沿这个东西摸了一圈，然后把它从稀泥坑里托起来。他借着蒙蒙弱光辨认了一下，确定这是一颗59式反坦克地雷，终于舒了一口大气。因为这种地雷是我国过去支援给越南的，需要压上200公斤以上的重量才能引爆。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工兵为图省事，直接把反坦克地雷放在公路上的炮弹坑里，用稀泥巴糊盖一下了事。如果是一颗防步兵地雷，踩上去肯定非死即伤。
突然，他身后的一个高地上传来厉声叫喊：“谁？哪一部分的？”同时从他前方的一个高地上又传来越军的喊叫，接着越军用高射机枪向他的位置平射过来一连串子弹，岩石被子弹触击迸发出无数火星。他赶紧隐蔽到一块巨石下，观察了一阵才发现，由于他不熟悉地形，着急忙慌地在雨夜里赶路，他此刻正夹在敌我两个阵地之间的地带，而两边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只管朝他们所在的位置盲目射击。他在无奈之下，只好命令大家上车，让驾驶员加大油门原路返回……
满身泥浆的肖保国返回后，4个“娃娃兵”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咋样？你们折腾大半夜，还不是啥也没找回来。”有个兵说：“你这么久没有回来，我们以为你被越军打死了。”原本就懊恼不已的他一听这话，火气一下就爆发了：“我为了给烈士一个全尸，不仅差点被地雷给炸死，还差点被敌我两边的火力给打死，你们这些屌兵还说这种话，太没良心了，一点战友情份也没有！”
4个兵低头不语了，肖保国便问道：“刚才听说后勤处送来了桔子罐头，在哪儿呢？”有个兵回答：“我们以为你被越军袭击打死球了，就把你那份罐头分吃了。你想吃吗？这里还有一个红烧猪肉罐头。”
肖保国生气地说：“这油腻腻的猪肉罐头怎么吃得下去？”有个兵讥讽说：“你在农村连这个油腻腻的猪肉罐头还吃不到呢。”
这下可把肖保国惹毛了，他怒不可遏地吼道：“老子是从农村敲锣打鼓戴红花光荣入伍的，你们这帮小子，是当官的父母夜里偷偷摸摸用小车送到军营来的后门兵，有啥值得显摆的？跟我们同时入伍的高干子弟魏宁桥，正在战斗一线英勇拼杀，他父亲是我们的老师长，懂吗？还有比你们父亲官大得多的正军职以上首长的子弟，也正在前线英勇杀敌，你们算老几？就算老子被打死了也是牺牲烈士，你们这些屌兵说的是人话吗？”
他越说越气，忍不住暴跳起来，一拳将一个说话最刁高个子兵打倒在地，接着几个拳脚将另外3个兵踹倒。这几个兵大喊大叫：“肖排长打人了！干部打战士了！”幸好在场的壮族民兵上前劝阻，方才得以平息。肖保国对躺在地上呻吟的4个兵吼道：“我再说一遍，对战友要互相尊重，特别是对烈士，更要尊重！尊重！”
在整个参战期间，他说的和做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尊重”。
不一会儿，团政治处的一位干部闻讯赶来，严厉批评他打战士的粗暴行为：“肖保国，你凭什么打战士？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打死了几个敌人？你立了多大的功呀？”肖保国的火气再次被激发出来：“我是为了烈士的尊严才这样发脾气的，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烈士，为烈士的父母亲，为烈士的兄弟姐妹！这几个混蛋缺乏教养，我来教训这些屌兵！”
对于那位干部的训斥，余怒未消的肖保国回嘴道：“你把这几个屌兵给我调走。”
那位干部说：“这事你说了不算，你没资格提这样的要求！”肖保国一时不知如何发泄，竟然不计后果，一下把手里的红烧猪肉罐头扔过去，幸亏那位干部及时躲闪才没被砸中，而且那位干部的涵养尚好，没有当场再次发火，口气缓和地说：“好好，这事等战后再做处理，你跑了这么久，累了，抓紧时间休息，恢复体力，把烈士的事情安排好。”
第二天下午，抬担架的民兵在一处草丛泥地里发现了烈士李排长的那条烈士的腿，送回来同烈士的遗体包裹在一起掩埋了，这才解了肖保国的一个心结。
至于肖保国打几个战士的事，很快被报告给了毛洪彬团长和王积仁政委，但团首长不予理会。毛团长说：“肖保国这小子平时看他文质彬彬、挺有礼节礼貌的，怎么到了战场上狗脾气这么大呢？”团政治处主任肖怀枢轻描淡写地说：“肖保国，这个人我比较了解，这个事由我来处理。”接着，团前指又给肖保国增配了6个壮族民兵，以增强烈士善后工作的力量。
从战场上抬下来的烈士身上的遗物并不多，主要有几元到几十元的人民币、照片、信件、遗书、入党申请书，干部烈士大都有手表、香烟、打火机等简单物品。肖保国把成捆的白布撕成50 公分见方的方巾，写上烈士的名字，即成为烈士遗物白布包。有个民兵从当地老乡家里找来一个小木箱，用以存放烈士遗物的一个个小布包。肖保国很感激，直夸壮族民兵和壮族群众好。
其实，肖保国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极大的生理反应，特别有些烈士脑浆和血浆混在一起的那股刺鼻怪异腥味，他至今无法形容。但为了对牺牲战友最后的尊重，他要求自己在清理烈士遗体时的每个动作都认真、认真、再认真。而这“认真”正是军人在战火中修炼出来的一种特有的仪式感，甚至超出了对处置自己家人的丧事还要认真的态度，显得无比神圣。
一天，肖保国看见有的烈士遗体刚包裹好不一会，便有血从包裹的白布中渗出，流到了地面上。他检查了一下，问道：“怎么才裹了两层白布？”有个民兵解释说：“布匹不多了，后面还有烈士要送来，我们需要省着点用。”他瞪圆眼睛吼道：“省什么省？难道几块白布比烈士的鲜血还金贵？烈士的生命是无价的！给我听好，全部裹上4层！如果是白布不够用，我们再向地方政府要！”
的确，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国民众购买布料是需要专用的布票的，就连购买米面、猪肉、菜油、糖果、食盐、火柴等物品，也都需要有专用的不同票证，甚至连购买汗衫背心也要用背心票。而我国在经济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多年无偿援助给越南大量物资。肖保国对此深感不能理解而愤愤不平。由于上级配发下来的布匹数量有限，他看着眼前所剩不多的布匹，很是发愁，眼圈发红：“烈士的命都没有了，用点白布还得省着用，这叫什么事儿？”当地政府人员解释说：“我们之前没想到会牺牲这么多人，没做好准备，不过，我们会尽力想办法解决。”
上级每次配发下来的白布只有两卷，每卷大约有30米长、1米宽，如果用白布给每位烈士从头裹到脚，重叠40公分，包裹4层，实际上每一卷白布顶多只够裹6具烈士遗体。况且，对烈士遗体包裹的白布层数越多，肖保国和民兵们的体力消耗就越大。通常情况下都是由几个民兵轮换着抬起烈士遗体，再由肖保国拿白布用力缠裹，以至他的手掌都被勒出了血口子。
一天，肖保国在整理烈士遗体时，看见有几位烈士的遗体上并无多少血，也没有一处伤口，于是他又挨个浑身上下细查原因，发现这些烈士都是由于小弹片嵌入头部，不会流出太多的血而牺牲。于是，他立即给团首长报告，请示上级部门给战斗在一线的指战员配备钢盔，以减少战斗人员因头部中弹而造成的伤亡。很快，广州军区急调来200个钢盔，肖保国既高兴又不满：“我们全团2000多人，只发来200个钢盔，上级部门这也太抠门了吧？”
有一天，从阵地上送来几位烈士，其中有位叫张振田的机枪手，是1976年与肖保国一起入伍的河南信阳人，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右边半张脸都没有了，舌头软软地搭拉在外面。肖保国从没见过如此的惨状，赶紧问了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原来，每当张振田的每盘机枪子弹打完后，就会不断转身低头去接弹药手递过来的子弹盒。由于战斗非常激烈，张振田在一次转身回头接机枪子弹盒时伏身低度不够，瞬间不幸被越军的高射机枪击中，子弹从他左侧耳部射入，从右侧脸部贯穿飞出，把他的半张脸带飞掉了。肖保国从张振田的衣兜里清理出一盒白芙蓉香烟，里面还剩5支，他愣愣地看着这5支香烟，心中悲痛不已：“我的好兄弟，我的信阳老乡，昨天晚上你出发时，我俩还说过话，还送给你一盒白芙蓉香烟，可是你还没把香烟抽完，今天就牺牲了。 唉，兄弟，你安心走吧，我会在你的墓碑前多点上几支香烟哈……”
那天，他在整理烈士遗物时，发现一件军用棉大衣，由于部队临战前在国境线上进行过两次轻装，几乎没有谁会带棉大衣上战场，而这是他在此地见到的唯一一件。棉大衣上虽有血渍，还有被弹片划破的一个小口子，露出一点雪白的棉花，不过破口在大衣的左后摆处，不怎么显眼，还算完整。他见一个民兵晚上冷得浑身发抖，便把这件棉大衣拿给民兵，嘱咐他在夜间的猫耳洞当被子用，并且说：“这是烈士的遗物，有点血迹，没有关系。”肖保国没想到，后来有人悄悄的向政治处报告了此事，说他私藏了一件烈士的棉大衣。上级派人来调查，肖保国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怕壮族民兵被冻坏身体，他们一个个都非常辛苦，非常卖力，我不能让他们生病倒下。再说这也是为了物尽其用。”
在战后部队撤回国时，仍在紧张忙碌的肖保国把这件棉大衣的事给忘了（他作过登记），他认为这不算多大的事，政治处主任肖怀枢表示理解，组织股谭股长向后勤处申请了一件新棉大衣，由肖保国领回来，转交给了烈士的亲属。
肖保国对这件事并不是很上心，最让他伤心的就是有些“无名烈士”。怎么可能“无名”？因为抬伤员和烈士遗体来的民兵基本都是来去匆匆，一部分遗体的信息不全，是哪个单位的？姓名、籍贯、年龄、职务等信息全无，这可难为了肖保国，如何登记注明？如何安葬立碑？如何通知烈士家属？他挨个仔细检查领章背面的字迹和每一个衣兜，连每件衣服和裤子都要翻过来查看，以期核实每位烈士的身份。好在他平时业余爱好学习过《刑事侦查学》，学会使用“排除法”。他根据烈士被送来的方向和时间，判断烈士是在哪个阵地上作战的，并根据遗体的身高、体重、血型，以及受伤部位等情况去向具体作战单位了解、比对、核实。
有一位烈士的身体都被火烧焦了，蜷缩成一团，面目全非，无法辨认。肖保国经过一系列的操作，终于核实出这位烈士是师防化连配属来的战士。这个战士身背的喷火器被炮弹片击中，引燃了喷火油而发生爆炸，被烧蜷的身体散发着焦糊的气味。肖保国对我说：“这是让我感到最痛心的一位烈士，别人都不敢接触，我说让我来整理，让我来包裹他吧。直到把这位烈士裹缠得像个大雪球模样，又用白布撕成粗布条，反复捆扎结实后，才运往桐棉烈士墓地。”
晚上，民兵乘着夜色，又从阵地上抬来几具遗体。肖保国在检查登记时，发现有一具遗体上找不到中文信息，于是判断这是一具越军尸体，被民兵们误抬下来了。民兵们围拢来看，果然是越军的尸体。肖保国告诉他们说：“越军的军装颜色跟我们的一样，样式却不一样。越南的军官和士兵是有军衔的，军服的领口是美式小翻领。”民兵们不好意思地解释：“天太黑，又在下雨，我们看不清楚。干脆把这个越军尸体甩到山坡下水沟里去。”肖保国无奈地挥挥手：“算了，明天在附近找个地方挖坑把他埋了吧，不然过两天尸体就臭了。”
对于肖保国来说，无论是掩埋我们的烈士还是掩埋越军的尸体，都仿佛给他留下了心灵上的弹坑，给他留下了精神上的疤痕。我的好友军旅诗人周涛曾说过：“战争又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因为人，不喜欢带血的记忆，时间会填平弹坑，掩埋废墟。”亲身经历过战场的我，以为这话说得不十分准确，因为已经过去了40多年了，时间并没有使肖保国和他的战友们遗忘那个战争场景，他们对于那些带血的记忆，跟喜欢或者不喜欢毫无关系，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恐怕都让他们难以遗忘，且往事不堪回首，又极不情愿地回忆它。
清晨，有一个场景把肖保国惊呆了——边境线上的那条跨境公路上挤满了车辆，其中有往前方运送弹药和物资的汽车，有牵引火炮前去增援的炮车，还有往后方运送伤员和烈士遗体的车，全部拥堵在公路上，人喊喇叭响地缓缓移动。好在有我空军的战斗机起飞，牢牢掌控着绝对优势的制空权。肖保国急了，冲上前去高声大喊：“让伤员的车先过！让伤员的车先过！”谁也不知道他是哪一级的领导，全部听他指挥，挪动车辆的位置，给拉伤员的车辆让道。他心急如焚，因为他看见有的伤员因疼痛在不断呻吟，有的重伤员昏迷不醒。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情况才真的叫“时间就是生命”。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猜测判断，叮嘱军医和卫生员：“还在呻吟的是轻伤员，昏迷不醒的是重伤员，要率先抢救，尽快转运到后方医院去！”
有个叫王青奇的重伤员，是442团6连3排排长，河南宝丰人，1975年入伍，曾是肖保国的新兵班班长，被评为全师的特等射手，并荣立三等功。王排长组织全排打退越军7次冲锋，坚守住阵地，他被越军的60炮炸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后来昏倒被抬下阵地。只见他的面部基本上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和灰尘覆盖，腰部和手臂上缠的绷带渗出血印，处于半昏迷状态。肖保国赶紧叫民兵把王排长抬进医疗帐篷抢救，经过杨涌潮医生仔细检查抢救包扎后，立即转送到后方医院，直至辗转到武汉驻军医院动手术，从王排长身上取出6个弹片，还有3个弹片留在身体内无法取出，战后给他评定为伤残八级，又荣立三等战功。
肖保国遗憾地告诉我，有的伤员因流血过多，加上转运的公路上经常堵车，伤员在解放牌大卡车上无法救治，延误了抢救时间，等把伤员送到医院前就失去了抢救机会……
集中埋葬442团烈士的地点在广西宁明县桐棉公社，距团前指挥所有38里路，肖保国到当地政府指定的位置查勘挖掘烈士墓穴。山坡上的红黏土很硬实，当时没有挖掘机，只有靠人工一锹一锹地挖，挖起来异常吃力，所有挖坑的人的手掌都磨出了血泡。
由于参战时间仓促，部队没有充分的预案，只好暂时在烈士的墓穴土堆前插上90公分长的木牌，埋在土里约20公分，写上姓名，以备后来立水泥墓碑刻字时识别。木牌子上的字是用蘸了墨水的毛笔写上去的，被雨水一淋，字迹变得模模糊糊。肖保国见状，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咋搞的，为什么不用红色油漆写字？不就是想省两个钱吗？没钱我出！通通给我用红色油漆写清楚，这是我们能对烈士表达的最后一点尊重！”
这里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成都军区第50军148师到广西方向作战，上级规定必须用广州军区的部队代号，而不能用原部队的番号（理由是为了保密需要）。这样一来，被掩埋的烈士既有广州军区的，也有成都军区的，给今后鉴别烈士身份造成了一定难度。于是，肖保国不顾上级的有关规定，固执地坚持用原部队的番号标注在墓穴插的木牌上面。他说：“这不仅仅是对烈士的尊重，也是对我们参战部队整体荣誉的尊重。”
3月10日，5连的指战员还在542高地上，他们已经在这个阵地上坚守7天7夜了，还没有接到上级的回撤命令。5连现在的任务是牢牢守住阵地，防止敌人反扑，掩护正在回撤的友邻部队。
果然，凌晨1点，敌人开始密集炮击，几百发炮弹倾泻到542高地，越军第460团1营的两个加强连随即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准备战斗！”有“铁连长”之称的5连连长黎有连判断敌情后，组织部队迅速展开还击，他刚把重机枪调到山顶，又发现敌人从左侧阵地突了进来，他立即带着3排长余庆良和几个战士，从连指挥所的第二道战壕，赶到左侧第一道战壕，一阵猛烈地射击，把冲进来的敌人全部消灭在战壕里。几分钟后，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副指导员陈茂高站在最前面带领战士阻击敌人，突然一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他英勇牺牲。1排长裴福全的头部负伤，他简单包扎后，从隐蔽部爬到1排的阵地上继续战斗。
机枪手朱广文发现有6个敌人鬼头鬼脑地从左边爬上阵地，他压低枪口，一长串点射，6个敌人像石头一样滚下了山。
刚补充到连队才几天的新兵李平，突然发现有3个敌人趁着夜色爬到离他仅3米远的地方，他是火箭筒手，没有枪，只有4枚手榴弹，掏手榴弹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急中生智摸了一个水壶向敌人甩去，3个敌人不知这是什么武器，吓得扭身就跑。李平趁机掏出手榴弹甩过去，2个敌人被当场炸死，一个带伤逃跑。
几分钟后，敌人开始了第4次反扑。黎连长指挥尚未负伤的战士们顽强抗击敌人，他被敌人扔来的手榴弹炸成重伤，顿时失去了知觉。副连长夏柱玉立即接替黎连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的进攻一次比一次疯狂，炮火一阵比一阵凶猛。突然，左前方敌人的一挺重机枪掩护着步兵突破了第一道堑壕，向第二道战壕突来。不干掉这个火力点，阵地就难以守住。此时，左侧能战斗的只有3个人了，从其它方向调人过来已来不及，夏副连长命令战士们火力掩护，他独自从左面绕道，匍匐前进，当接近敌火力点几米远时，他才接连投出手榴弹，跟着手持冲锋枪一阵扫射，敌机枪手毙命，其余敌人纷纷溃逃。随后，夏副连长把没受伤的6班副班长杜根岭、战士朱广文和陈永利3个人组织成了一个战斗小组，由受了伤的战士忍着伤痛帮助他们给枪支压子弹。他们3人把全排的武器都摆在战壕沿壁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交替使用各种武器，杜根岭一人就甩出70多枚手榴弹，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使越军不知道我们阵地上到底还有多少兵力。
在这个夜晚，5连总共打退了敌人的7次攻击。直到清晨，敌人只得丢下112具尸体逃跑了，没来得及逃跑的1名越军被我们俘虏。虽然5连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但连队的伤亡也很大。
经过这场夜战，肖保国深感敌我双方殊死争夺的阵地上的惨烈程度，抬下来的伤员和烈士人数令他大为震惊。当伤员和俘虏都被安排走后，接下来的一个任务就是肖保国的，他要负责把烈士遗体护送到桐棉公社的墓地安葬。
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里，整齐摆放了包裹好的13具烈士遗体。38里的路程，汽车一路颠簸，肖保国独自一人在车厢里守护。他看见了揪心的一幕——渐渐地，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包裹遗体的白布。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多血，顺着车厢的缝隙往外淌，沿途滴了一路……
这38里路太漫长了！由于泥泞碎沙石路面被各类车辆多天碾压而坑洼不平且很湿滑，并且道路的弯道多，汽车不停地摇晃颠簸，车厢板上原先摆设整齐的烈士遗体不时变换位置，把肖保国坐的便携式扁方型汽油桶挤得没法再坐上去。每当车减速时，他就重新把烈士遗体摆放一下。可是到后来，这13具烈士遗体又横七竖八地挪动，再没有肖保国坐的空隙。无奈之下，他只好坐在车厢后面的挡板上，双手紧紧抓住帆布蓬，以免被甩到车外去。
肖保国坚强的神经似乎突然间变得十分脆弱，军帽下的双眼变得严峻而肃然，他看着看着，心里在哭喊：“这个情景可千万别让正在作战的勇士和烈士的家人们看到啊！这里流淌的鲜血，最好只留在我一个人的记忆里就行了……”
汽车还在前行，肖保国不忍看车厢里的烈士遗体，尽量扭着头往公路边的山石和树木看，但他仿佛感觉满眼都是烈士的血滴。他实在忍不住了，猛地从腰间拔出手枪，朝天空连开两枪。清脆的枪声表达了他对烈士的一种致敬礼节，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烈士们的一种歉意之情。汽车立即刹车停下，驾驶员跑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肖保国极力掩饰内心的悲痛，说：“枪走火了。没事，继续往前开车。”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板兰方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即将结束，部队边打边撤交替掩护回国。3月12日，在挖掩埋烈士的墓坑时，肖保国似乎有种预感，忽然感觉想起了什么，他说：“大的战斗可能不会有了，小的战斗肯定会发生，上级指示还要做好继续烈士的善后工作。大家辛苦点，再多挖几个坑，空在那儿预备着，听我的没错。”大家照做了，但表示出有些不情愿、也不相信多挖的墓坑能用得上，建议最多挖5个墓坑就够了。肖保国坚持说：“不行，一定还要再多挖3个，如果用不上再把它填平吧。否则送来新增的烈士，临时挖坑就来不及了。”
到了第2天，发生了越军反扑的战斗，我方伤亡了10多人，送来了5具烈士遗体，随后又送来2位烈士遗体。撤军后的第三天运来最后1位烈士遗体。肖保国坚持挖的8个墓坑刚好用上，那些广西民兵都对他另眼相看：“这个解放军排长真是神了，一说一个准……”
鲜花盛开的5月，148师从广西凯旋而归，返回到四川崇州军营。这时，全国各地已有不少烈士亲属陆续来部队处理善后。肖保国接到一个任务，一位重伤员在南宁驻军医院抢救无效牺牲了，该伤员的信息模糊，医院和当地驻军分析可能是从板兰方向442团作战时送来的。接到通知后，团政治处肖主任安排肖保国乘坐安2型飞机去广西南宁驻军医院核实情况。他去了之后，很快确认这位牺牲的重伤员叫吴忠金，1976年与肖保国同时入伍的河南商城县人。至此，442团无一伤员和烈士失踪，全部得到妥善安置。鉴于他在前线完成任务的突出表现，上级给他记了三等功。
正当部队忙于接待烈士亲属的特殊氛围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干部陪同国家民政部的人来部队搞调研，先到442团团部，征求关于“烈士家属抚恤金发放标准”文件的意见。
团首长叫肖保国也参加座谈会，会场的气氛很沉闷，谁也不发表意见。肖保国在别人的提示下发言：“一个活生生的年轻战士为国作战牺牲了，抚恤金才500元，牺牲一个民兵才470元，这么少的抚恤金，只值一头生猪，连半头牛也买不到，至少给烈士亲属一至两千元抚恤金才勉强说得过去。比如我们军车压死老百姓的一只鸡，我们要赔偿30元；撞死一头猪，要赔偿400元。当然，那是为了军民关系，提高了赔偿金额。我们战士的每月津贴才6元钱，他们的父母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要吃多少粮食？要花多少钱？要付出多少心血呀？烈士的献身与抚恤金无法等价，但必须符合情理……”
他的发言被政治处的一位干部打断，示意他不要再说了，并向在场的人解释：“肖保国同志在战场上负责伤员抢运和烈士善后工作，精神上受了刺激，情绪有些激动，需要冷静一下……”
散会后，这位干部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不应该对中央来的工作组领导这样说话，显得政治觉悟不高，影响我们参战部队英勇作战、勇于牺牲奉献的良好形象。”
此时肖保国懵了：“嗯？不是你们首长让我发表意见的吗？难道我说的不是实际情况吗？烈士已经埋在土里不能说话了，烈士的亲属也没有这个场合和机会说话，我这是为烈士和他们的亲属说几句公道话，为他们多争取一点政策待遇。这是我个人的真实想法，有问题我自己负责。”
这位干部着急地说：“不管什么情况，你在那种场合下说那些话就不合适！”
肖保国觉得自己无端又被训了一顿，很有想不通的情绪。政治处肖主任悄悄安抚他：“你是我专门安排去参加座谈会的，我就知道你这小子敢说真话。你在会上讲的，也是我们想讲又不便讲的……”
这件事一时间在整个军营里互传，大家的心里也明白，上面来征求意见，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并不会修改红头文件上的一个字，无论政治觉悟高或低的人，都对上面表达的意见统一为“没意见”。后来据悉，给每位烈士的几百元抚恤金是部队一次性发给的，各地方政府也参照部队的标准再发一次性抚恤金。这多少给了从战场上活下来的战友们一些心理安慰，也应证了肖保国提意见时说的“至少给烈士亲属一至两千元抚恤金才勉强说得过去”。
远离那个战场整整46周年的今天，肖保国再次跟我相聚，话题自然离不开牺牲的那些战友。但在回忆到某个场景的细节时，肖保国难免会沉默片刻，难过得说不出话。我只能时不时地转移一下话题，让我俩的情绪稍微平静一点。我搂住他的肩宽慰道：“你确实已经为牺牲战友尽心尽责了，你执行的那个任务，毫不夸张地说，是神圣而光荣的。我们这些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懂得了其中的人生价值。我们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不为别的，只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参战老兵。”
他默默地点头，却满含遗憾地告诉我，由于战时的物资条件有限，安置烈士的遗体并不像有的影视作品里演的那样，什么给烈士整容、化妆，什么用高档材料制作的裹尸袋装烈士遗体，其实这些在当时的环境里都没有（不知道其它参战部队有没有）。当时只有白布、白布……被鲜血浸透的白布……几年后，轮战部队有所准备，各部成立了非编制单位的火化组，使烈士善后工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或许，今天孩子们对于战场血色场景的认知，还受限于影视作品里；或许，今天孩子们对于牺牲烈士的了解，还仅限于文学作品里。当然，这也不能责怪孩子们，因为我们的有些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甚或抖音等传媒视频里就是那样展示表达出来的。而真实的那个血色场景，不论过了多少年，对于我们亲身经历过战场的这群人，还深深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永远难忘那些牺牲战友告别世间的最后眼神和悲壮面容。我撑着病体含泪写下这篇文章，实为寄托我对牺牲战友的哀思，也想让有良知的人们对烈士更加尊重，让那些纯真的孩子们对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更加珍惜。
今夜，我想到了我曾经去广西为烈士扫墓的那个墓地，想到了烈士们生前年轻的面容，想到了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魂能否会成为不朽而被后人长久地铭记和颂扬……继而想起了我的军艺同学阮晓星的那首题为《墓志铭》的诗——
这里沉睡的一些人
比别人活得更短或更久
他们曾是父亲和情人
儿子和兄弟
热切地领略过青春和渴望
如今已失去一切
所有人都将面临死亡
而他们接受得更积极、准确
他们庆幸毁灭于人类之前
因为他们是战争的种子
——军人
2025年4月4日清明
难记·难忘（后记）
肖保国
这是46年前的一段特殊经历，它的悲壮、惨烈与痛苦是我在参战前想象不到的。当初从战场上下来，在边境修整的时候，很多战友如释重负。仗打完了，自身安全了，立功受奖，凯旋而归，尽情地享受中央慰问团高水准演出和丰富的慰问品。但我却与这热烈欢快的氛围格格不入，难以从前不久救护伤员、善后烈士的场景中解脱出来。眼眶里总是展现受伤战友们的伤残状态，还有我亲手包裹的烈士掩埋到红土坑里的情形。这在我的内心难以忘怀，挥之不去，一点也没有载誉而归的喜悦心情，只是尽力悄悄掩饰我悲痛的情绪。但这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也没有谁来对我进行心理疏导，我只能暗自承受，刻意又刻意地尘封这一段特殊经历的记忆，慢慢地进行自我修复刺激性应急反应的心灵创伤。
曾经有一天，我跟几位战友相聚，冯毅战友对我说：“当年我们同样奔赴战场，现在描写战场经历的回忆文章很多，但是你的经历非常的特别，是一个不被很多人知道的战场侧面。每天都那么的血腥和残酷，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扛过来的？你应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我当时立马婉拒，因为我真的不愿再回想那段往事，为了彻底忘却那段往事，我甚至在一次搬家时，最后看了一遍我保存的一些牺牲战友和烈士陵园照片，心理实在承受不住，然后无比心痛地将那些照片全部销毁了。在此谨向牺牲战友们致歉，请多多体谅，多多原谅……
前不久，冯毅战友送了我一册参战战友薛晓康写的那场战争亲历记《向我开炮》，并告诉我：“这几年薛大哥在四处打听你。”由于薛大哥后来长期担任军队专职作家，一直从事军旅题材的文学创作，已经是有名的“军旅作家”。在《向我开炮》那篇文章里，场景再现的真实性、饱含感情的生动性跃然纸上，使我有所触动。于是，就有了通过我的口述，薛大哥饱含热泪而写就的这篇回忆文章，从而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对军人的尊重，对伤员和烈士的尊重。
那段经历像流星一样地划过了，已经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极力想忘却又根本不可能忘却的那段经历，今天重新拾起来是非常的弥足珍贵。这种珍贵与意义是属于我们的：一是当我们开始迈向垂暮老人矣人生的后半程时，回望那段青春年华，还能够残存一些无奈人生中的无悔；二是希望我们的至亲好友和我们的子女以及他们的孩子，能够在某一天读到它，能够为他们的至亲前辈的经历而感到荣耀——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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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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