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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姓名: 马抗美
标题: 不一样的家
内容:

2022校友投稿


不一样的家

马抗美


父亲马忠先

 

母亲张玉梅


    2021年5月,我受中央电视七台《老兵你好》栏目组邀请,和18军后代八一校学弟学妹王边疆、王鲁华参加节目录制(《踏着先辈的足迹一一川藏情英雄路系列节目》(三期))。栏目组特邀嘉宾是知名女军事专家邵永灵老师。当她知道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时,私下与我们聊了很多话题,她问我什么时候才有家?我思考片刻回答到: 真正有家应该是部队转业后吧。

 
左起:王边疆 王鲁华 马抗美 
中央电视7台主持人小王 

中央电视7台特邀嘉宾女军事专家邵永灵



马抗美接受访谈录制讲述节目

    但当我准备动笔写“家”时,从回忆我们的儿时开始,才发现自己无法诠释“家”的定义!

    一、保育院、八一校我特殊的“家”

    我家5个孩子的第一个特殊的“家”,是保育院,茶店子西藏军区八一小学。我家五个孩子算是常驻人口吧,哥哥马万里在这个特殊的大家庭里驻扎的时间最短7年多;我和双胞胎妹妹援朝9年多;弟弟马建设10年多;马边(马边疆)12年多(出生在西藏)。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四四方方的房子,没有妈妈柔软的手和爸爸宽阔的肩膀,没有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可以撒娇的地方。婴儿时期,抱你的是老师,喂奶喂饭换尿布的是老师,教你学走步,带着呀呀学语也是老师。上小学后是老师教会我们文化知识,生活技能……,许多孩子多年见不到爸爸妈妈,对父母已淡忘,甚至没任何印象!每天接触的是老师,同学。同吃同住,共享一个欢乐,幸福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老师少,孩子多,也有因照顾不周引起的伤感!

说到我们几姊妹,先得介绍我们的父母亲。

    父亲马忠先,抗战时期一直战斗在隐蔽战线,是河南水东地下党开封支部委员。抗战胜利后,豫皖苏军区六地一委成立地下党开封支部,父亲任委员,负责组织开展河南大学地下党工作。1942年父亲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细菌学专业,1948年硕士毕业,因部队急需专业人员,由吴芝圃等领导安排,从地下党组织直接调用穿上军装,到豫皖苏军区军医专科学校任教。同年,母亲张玉梅从开封高级师范学校弃笔入伍,在豫皖苏军区军医专科学校做文书工作。

    淮海战役胜利后,豫皖苏军区编为2野5兵团18军,父母所在的18军卫生单位也更命为18军军医专科学校。

    父母亲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



左起:母亲张玉梅 大儿子马万里 父亲马忠先

    父母亲随18军进军西藏途中,奉命组建西南军区军医学校,父母亲返回内地,为18军培养医务人员,他们广泛分布在军队各条医疗战线,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做出了很大贡献。建校期间,接到上级命令赴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高级专业研修班进修,由苏联专家指导和教学,是我军培训出的第一批军事专业人才,全部留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因西藏军区急缺专业人员,张军长、谭政委在北京开会期间,向中央领导汇报西藏缺医少药的情况,在周恩来总理推荐下,父亲义无反顾和母亲一起随谭冠三政委回到西藏老部队,担任西藏军区第一任卫生防疫检验所所长。



爸爸抱着马抗美 妈妈抱着马援朝

    1956年3月,拉萨以北黑河(那曲)地区发生鼠疫,甲类传染病,人、畜大批量感染死亡。父亲受命带工作组前往黑河处置疫情。当时妈妈已怀孕,爸爸妈妈商量不要这个孩子。爸爸执行任务出发前,对妈妈说等他完成任务回来,陪妈妈去做人流。爸爸到了黑河,带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很快完成了治理任务,由于超强度工作,加之海拔高,气候恶劣,在黑河安多海拔5000多米处,父亲患上了高山肺水肿,1956年3月5日牺牲在黑河(那曲)工作岗位上,年仅32岁。父亲马忠先牺牲后,西藏军区后勤部开了追悼会,将我父亲安葬于拉萨西郊烈士陵园。








    坚强的妈妈强忍巨大打击和悲痛,留下了肚子里的孩子。爸爸牺牲6个多月后,妈妈在拉萨生下孩子,取名马边疆。半年后,妈妈把弟弟送回四川。到成都后,妈妈住在招待所,除了哥哥马万里上八一校,我们三姐弟都还在不同的保育院,小弟马边疆不到7个月,妈妈把他送进大邑县唐场保育院,又返回西藏,一去又是20年!
    妈妈走了,兄妹之间联系的纽带断了,多年未见面,只能从保育院升到八一校后,兄弟姊妹才见上面。
    小弟马边疆不到7个月上保育院,由于营养跟不上,娃儿多,老师少,患上了佝偻病,三岁多还不会走路,此病影响了他一生,又矮又小,直到成人。15岁那年,他在西藏读书,汽车16团招汽车兵,他非常想去,但妈妈心疼呀,这么瘦小怎么握方向盘? 
    我的双胞胎妹妹马援朝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受过伤害的人。有段时间,马援朝头上右边长了个小包,左右两边已经不平衡,6年级时,肉眼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有的老师分不清我俩时,看头上有包块的就是援朝。小学毕业后,我俩上了20中学,援朝开始喊头痛,我给在西藏的妈妈写信告知情况,妈妈请假回成都,住在川办招待所,通过川办送检到成都军区总医院,那时候医学落后,没有辅助检查,一直怀疑是脑瘤,总医院想剖颅探查,妈妈不同意就没做。在妈妈的请求下,川办同意送检到北京301医院,妈妈带着援朝去了北京301医院,脑外科专家段主任,是我爸爸在军科院进修时的不同专业的同学,亲自给援朝手术,打开颅骨,医生们都在感叹:这小姑娘命真大!右边颅骨因三年前碰撞后有出血现象,因孩子正处于发育期,骨质还很软,血渗透进颅骨,将颅骨泡成了蜂窝状向内外膨胀,脑膜被长期挤压已经非常薄,一旦脑膜穿孔,必死无疑!切除颅骨后,右侧形成大坑,头皮必须要用支架撑起,否则会与脑膜粘连。那时医学科学不发达,无替代支架,只能做开胸术,在两根肋骨上各切下两片作为头皮下的支架。开颅、开胸术持续了9个多小时,术后妈妈守着昏迷4天4夜的女儿,焦急万分,在医生护士全力抢救、治疗、护理下,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妈妈这才松口气,从惊恐中缓过来。本想送到老家开封交给爷爷照顾,由于我们俩姊妹从来没分开过,相互思念,妈妈只好把她送回学校,又返回西藏。
    如果我们的父母没有进藏,子女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有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但没有如果!

    给我们莫大安慰的是爸爸生前的战友,来八一小学看望我们,我们感受到了父辈对我们的关爱。

    二、没“家”的孩子

    我哥哥马万里结束了保育院、八一校这个特殊大家庭的生活,小学毕业后,因为我们俩姊妹在八一校,哥哥为了能常与我们见面,填考离八一校最近的20中。1961年9月份,年满13岁的哥哥离开了八一校特殊的“家”,独自走向社会,没家,没有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正好赶上3年自然灾害,首先面临吃不饱饭,正是发育高峰期,饿得不行。爷爷接到求救信。信中写到: “我饿,皮包骨头,肋巴骨一根根滴……”爷爷奶奶接到长孙来信着急呀,独生儿子牺牲了,长孙不能不救。爷爷将家里能变卖的东西卖掉,换成花生,红枣,给哥哥邮寄过来。多年以后才知道,两位老人家和全国人民一样,勒紧裤带正过着苦日子。奶奶当时因缺乏营养,患了浮肿病。妈妈在西藏也收到求救信,因西藏单位都是吃集体伙食,粮票统一管理,妈妈常打报告申请组织批粮票救孩子。

    记得一个星期天,哥哥到八一校找到我和援朝,告诉我们,妈妈给他寄了5斤粮票,由于年轻不会计划开支,月底没钱了(当时从八一校毕业后,烈士子女每月1号,到八一校领取20元抚恤金,中学住校生每月1号交当月的生活费),我俩跟哥哥到20中他住的寝室里,找能换钱的东西,翻出一条破了几个洞的长裤,哥哥换下身上唯一的一条没有补钉的长裤,我们兄妹三人拿到茶店子当铺卖了2角8分钱,兴高采烈到了面馆,心里想着哥哥终于能吃顿饱饭!当时8分钱2两粮票能买一碗面条。哥哥非要买三碗面条三人一起吃,我俩姊妹不同意,因为我们可以回八一校吃晚饭,让哥哥节约钱和粮票,哥哥说你俩不吃我也不吃,后来3兄妹哭了一场,还是犟不过哥哥,花了2角4分钱,6两粮票,伴着泪水3兄妹吃了一顿面条。现在每每想起,眼前呈现出3个孤儿相依为命的场景,眼泪止不住地流。

    哥哥从八一校13岁毕业,考进20中,独自一人面对社会。第一个冬天,身上穿的是在八一校发的粗布棉衣棉裤,虽然随着身体发育,衣裤短小了,毕竟还能抵御寒冬。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夜之间,哥哥早上起床穿衣,发现搭在被子上的棉衣棉裤被人偷了,连鞋子也未幸免。在寒冷的冬天,无法外出活动,吃饭都是由同学从食堂端到寝室,课也无法上,困厄之时,饭吃不饱,什么都要用票,谁家也没有存货,真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个13岁的孩子怎么办?布票,棉花票,钱……。如果妈妈在身边,如果有八一校大家庭,再困难也会解决!哥哥就这样不能出门,只能等同学下课回寝室,借同学的棉衣裤穿着上厕所,晚上同学睡了,借同学的棉衣裤穿着出去透透气……

    从八一校毕业后,哥哥星期天有空会到八一校来看我们,从他棉衣裤鞋被偷后,很长时间没来看我们。直到春暖花开时,哥哥打着光脚到八一校给我们姊妹俩告别,他要和5位八一校毕业上20中的同学到新津体验劳动,放养鸭子。

    哥哥走后,给我们姊妹俩写信,才知道特殊环境中,20中从初中到高中,各年级都有八一校的孩子,没有父母管,没有家回,暑寒假都在学校。中学领导联系了川办,把初一、初二(13至14岁的男孩子)长期没家,没有父母管的接到新津西藏军区农场去放鸭子。哥哥信上告诉我们,每天过得很愉快,活也不累,能吃饱肚子,他长胖了,也长高了!

    不知哥哥去了多久,返回学校后,到八一校来看我俩姊妹时,精神面貌,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他从裤兜里掏出个百雀龄小盒子,我以为哥哥给我们买的擦脸油,结果哥哥打开盒子,装的是红色的小颗粒,哥哥告诉我们是海椒面,我和妹妹第一次见到这东西,哥哥让我们用手指在嘴里放一下,然后沾点海椒面往嘴里送,咸咸的,辣辣的,感觉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三.、温馨的“家”    

    我们五兄妹和在特殊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有共同处,也有不同处:我们家没一张全家福照片,爸爸和小弟在这个世上没有谋过面,仅有的全家合影,有爸爸就没小弟,有小弟就没有爸爸。
    妈妈把爸爸牺牲后6个多月出生的小弟从西藏送回成都,送到唐场保育院前,全家有合影照(没有爸爸),妈妈把不到7个月的小弟送到唐场保育院,又返回西藏工作。
    那年,哥哥已经上八一小学了,我和妹妹在成都军区保育院,妈妈进藏前已调到成都军区后勤工作,我和妹妹顺理成章上了成都军区保育院。爸爸从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进修毕业后,谭冠三政委要求爸爸妈妈随他和李光明阿姨尽快进藏工作,妈妈连调动手续都没来得及办理,更没有时间给我们姊妹俩办转院手续。谭政委说先进藏,妈妈的手续他会安排人补办。所以除了哥哥已经从保育院升到八一校外,我们4个分布在3个保育院,弟弟马建设在西藏军区第二保育院。
    我们双胞胎姊妹,还不到6岁,从成都军区保育院被老师送到茶店子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两年后弟弟建设6岁多,也从西藏军区二保育院上了八一小学。
    3年多后,妈妈只身从西藏休假回到成都,哥哥问妈妈: 爸爸咋没回来?妈妈说爸爸工作忙没时间。我和援朝对爸爸几乎没有印象,建设可以说根本不认识爸爸,所以也没在意。因为自我们先后上八一校后,妈妈都是给哥哥写信,信的落款:爸爸妈妈。

    因住招待所条件有限,只有一间床,妈妈只能星期天到八一校看看我们4个孩子,带我们上街去吃顿饭,逛逛街,再送我们回学校。妈妈告诉我们她去保育院把小弟接出来和她一起住招待所,下周星期天带到八一校,让我们五兄妹见个面。第二周星期天妈妈一个人到的八一校,没带小弟。因保育院流行传染病,封闭管理,一个孩子都不允许接,我们5兄妹失去了见面机会。而且更离奇的是,保育院把弟弟的名字都改了。3年前,妈妈把弟弟马边疆送到大邑县安仁镇西藏军区保育院,3年后,妈妈去保育院,花名册上没马边疆的名字,妈妈着急了,怎么会把我孩子弄丢了?保育院领导也慌了,从各方面找原因,经过几番周折,才查到原因,当初妈妈把小弟送到保育院时,衣服上绣有马边疆的名字,衣服经过多次搓洗,“疆”字的笔划一天天减少,直至最后看不清楚了,刚好保育院叫边疆的孩子太多,“马边疆”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改成了“马边”,一直延用至今。

    时光荏苒,又是一个3年,盼来妈妈从西藏回来休假,那时候条件有所改善,星期6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招待所1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就是我们临时温馨的“家”,星期6能回家,看到日思夜想的妈妈。记忆最清楚是妈妈在西藏攒下的饼干,水果糖,白糖是用面袋装的,解了我们多年的馋。

    回家的第一个星期天,妈妈生病躺在床上,让哥哥去接保育院的小弟,当哥哥把弟弟牵进房间时,眼前是个小小的,剃着光头,睁着双眼四处环顾的“小不点”,进门知道叫姐姐哥哥。妈妈侧身望着门口,招手让弟弟过来,哥哥把弟弟推到妈妈床边,妈妈让弟弟叫她,弟弟憋了一会儿,拉长声调叫了声“阿——姨”,我看到妈妈的泪水从眼角涌出,顺着耳旁流到脖子里。妈妈嘴里嘀咕着:太可怜了,太可怜了!
    我们5兄妹在招待所的“家”,分别6年多后,第一次见面团聚!那是6年来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光,晚上男孩子搭地铺睡,吃饭用洗脸盆装,兄弟姊妹们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嬉笑追逐着,围绕在妈妈身边,享受着家的温馨。妈妈爱意浓浓的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摸摸那个,恨不得把6年多隔空的爱都倾洒出来。妈妈最疼爱的小弟,从还末出生就开始经历着磨难!半岁多进保育院,6年多的时间,几乎没出过保育院大门,天天听到的是老师和班上小朋友的声音。妈妈在与他交谈时,非常吃力,每句话他都听不懂,还得重复多次,妈妈一度认为这孩子不是我们家的,咋又聋又傻?我们孩子送到保育院时,长得像画上的孩子,又白又漂亮。6年多待在保育院,中途妈妈休假去看过两次,还有一次妈妈出差经过成都,由于时间关系,没到八一校来看我们,直接去保育院看小弟,扑了个空——小弟住院了,妈妈择日去了医院,进病房看见同病房的另一孩子是她的二儿子马建设,二儿子并不认识妈妈,因为他上保育院时,也只有两岁,还没记忆,妈妈说傻孩子,我是你的妈妈呀。

    多少年过去了,建设回忆这段儿时的记忆时说: “在八一校,因患中耳炎住院,同病房有个大约3岁多的小孩,不会走路,天天在地上爬行,有太阳时,护士会把他抱到能晒到太阳的墙角边,让他站立晒太阳。有一天,病房走进一个阿姨,一直看着我多时,说:‘怎么你也在这里?’然后指着近旁床边那个经常在地上爬行的孩子,说:‘这是你的弟弟’。”两孩子同住一间病房多日,居然不知道是亲兄弟!

    我感慨我们有这么伟大的父母,为了西藏的解放和建设,弃小家为国家,用心血筑就川藏路,用生命捍卫祖国领土和藏族同胞!

    美好团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妈又离开我们了,回老家看望他(她)的父母,然后又踏上返藏的征途。

    四、欢乐的“家”

    1966年,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有家的回家,已上中学的八一校孩子投亲靠友,实在没地方去的,被父母接到西藏。我们5兄妹分布在3所学校,哥哥和建设在成都9中;我们俩姊妹在成都20中;马边在八一校。妈妈在西藏工作。
    怎么办?这时哥哥担负起“家长”的责任,做出决定,5兄妹都集中到9中一起生活。9中的住校生因学校不上课,都各自回家了。我们5兄妹住在9中男生楼。从来没有做过饭的我们,先要学会做饭。学校如果开伙,就打饭吃,不开伙就得自己解决。哥哥买来了煤油炉子、锅碗瓢盆、油盐酱醋。那时候所有的日用品,粮食,油,肉,白糖等等,都要号票,必须计划着用。刚开始我们只会下面条,哥哥带着我们上街吃不同的食物,如抄手,饺子,汤圆等,然后在饭馆里观察师傅是怎么制做的,不懂时还当面求教,就这样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了,妈妈在西藏听说后,也放心了。

    学校一直没有开学,我们也就一直在9中住着。

    迎来了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没有家的孩子,对春节毫无概念。哥哥带着我们上街釆购年货,这是我第一次向所有的家庭一样,带着号票和春节特供票,买了一大堆好吃的,当然不会忘记买鞭炮。回到9中——我们临时的“家”,哥哥带着我们包了饺子,虽然饺子形态不规范,有的还露馅,但毕竟是我们兄妹5人第一次包饺子。我们也跟很多的老百姓家庭学,买了节日的彩纸灯笼,把“家”布置成过年的喜庆样儿。年三十,我们吃着自己包的饺子,知道这就是传统意义上老百姓说的一年最重要的节日!

    饭后,我们玩起了有生以来最愉快的游戏(那年哥哥17岁多,小弟10岁),哥哥为了活跃气氛,把纸折了许多小方形,有的写1,有的写2,有的啥也没写,然后用手指掐成一小坨,放进空饼干筒里,饼干筒上方有个比成人拳头大一点的孔。哥哥当裁判,坐在床上捂着被,把饼干筒放在他身前,让我们姐弟4个排着队,每次发5个象棋子,朝饼干筒里投掷,饼干筒离我们约2米远,按投进去的次数,可在饼干筒里抓几个“阄”,我们周尔复始,兴致高昂的排着队,笑声,尖叫声……毫无忌讳地冲击着小小房间,感觉把房顶都要掀翻!小弟个子矮小,投掷率最低,抓到的“阄”最少,两位姐姐把抓到的“阄”分给他一部分,游戏结束,每人打开手中抓的“阄”,领取自己的“战利品”,吃着香甜的糖,还有不少存货,留着春节期间慢慢享用,在甜蜜中渡过最快乐的春节。下个项目5兄妹拿着鞭炮,争先恐后跑着下楼,在空旷的校园操场上放起了各种样式的鞭炮,哥哥班上有几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到学校,也加入我们放鞭炮的行列,将大年三十推向高潮!我们在操场上相互嬉戏、追逐着,直到深夜,意犹未尽……这是我们五兄妹在没有父母的“家”过的第一个温馨、快乐、终身难忘的春节。
    随后,妈妈通过川办把我兄妹5个安排到离成都较远的新津家属区居住了一段时间。妈妈还是不放心,通过与川办沟通,终于在西藏军区狮马路家属区给我们安了家。

    有了家,妈妈教我们做饭,教我们两姊妹织毛衣、毛裤,让我们学会生存的本事,但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习成绩,我好奇的问过妈妈,别人家的家长经常过问孩子的学习成绩,为什么你从来没过问?妈妈说:“我只要你们活着”!这就是与众不同、十分坚强的妈妈!


    后记:1969年2月,哥哥万里,我和援朝,响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下山下乡”,当了下乡“知青”。1969年12月,西藏军区新兵师在成都招兵,5兄妹有4个报名参军(小弟不到13岁,托杨喜大哥哥带到西藏交给在山南工作的妈妈,继续读书),马万里分配到昌都军分区汽车修理连,我分配到西藏军区第115医院,援朝分配到林芝军分区宣传科。

    1970年夏,妈妈从山南带着弟弟马边到林芝部队来看我们。

    当兵后,感觉部队也是我的家。

    这就是我不同时代不同的“家”!

    爸很早因公牺牲在西藏工作岗位上,妈妈并没有以此而消沉,擦干眼泪,默默坚持在藏工作20多年,当我们也参军进藏后,妈妈在给我的信中写到:“单位的同志称我为军属老太太,革命的老妈妈!我不知道有多高兴!”

    2016年,妈妈病危住院,当我们兄弟姊妹赶到医院时,见妈妈躺在病床上非常虚弱,房颤和肠道大出血让她感觉人生走到尽头了,妈妈看见我几个兄弟姊妹时,坚强的妈妈泪如泉涌,嘴里说到:“我这辈子亏欠你们太多了”… …我哭着过去堵住妈妈的嘴,并对妈妈说:“你别说了,这辈子我们没有怨言,为有这样的爸爸妈妈而骄傲自豪!”


作者简介:

    马抗美1951年12月生,就读西藏军区成都八一小学,1969年2月从中学下乡当知青,1969年12月在成都入伍,3个月军训后分配在西藏军区林芝第115医院,1985年转业,成都市政府部门机关干部,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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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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