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校友投稿】

老西藏中的红军夫妇——王兴友、蒲秀珍

王小玲

1950年，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艰巨任务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的肩上，当时我的父亲王兴友、母亲蒲秀珍都在18军，双亲都是老红军，也都参与执行这项伟大的任务。

我的父亲王兴友

我的父亲王兴友1911年12月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徐家集穷苦家庭，8岁就给地主放鹅、放牛。1925年接触并接受了革命宣传，1926年开始做地下党联络员，并于1929年以公开身份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少共队并担任中队长，后又任模范连连长，领导地方群众打土豪，分田地。1931年1月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父亲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任过红四军28团机枪连1排排长、3营7连连长、副营长，在红4方面军4军10师政治部任队长、地方科科长；抗战时期曾任129师385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供给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干部队队长、华东军区三分区供给部政委、华东局淮河大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初，豫皖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点名将父亲调到了豫皖苏军区政治部任民联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当年下半年为加强军区卫生部的工作和对豫皖苏卫生学校的领导，父亲调到军区后勤部任副政委兼卫生部政委，母亲也随其调入卫生学校担任支部记。1949年2月豫皖苏军区组建18军，父亲任18军后勤部副政委兼卫生部政委。

红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家埠战役、于家平战役，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南下期间，父亲所在的红4方面军3过雪山草地，历经数次战役，最后折返北进与红1、2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开封战役、淮海战役、枣阳战役、漫水关战役、子午镇战役、海原战役、三重保战役、双桥战斗等，身上多次负伤。

1950年父亲赴任18军驻四川乐山办事处主任（即18军留守处处长）。1950年初 ，18军接到进藏命令后，军党委立即研究决定，为解除18军将士后顾之忧，决定成立自己的幼儿园和子弟校，让娃娃们在后方读书识字，受教育。组建子弟校的命令下达后，张国华军长亲自找到我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兴友同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吗？我们知道你能够独当一面挑重担，能很好的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然而这一次不同于在后方完成支前任务，而是要你这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去完成办学的艰巨任务。这个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前方的将士能否安下心来，建设西藏保卫边疆！你没有文化不要紧，要依靠有文化的人，团结他们，用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开创军队办学的新事业。兴友同志，我知道你在任务面前是从来不讲价钱，不喊困难的，所以我向你郑重的承诺，办学的过程中，我们鼎力支持你，要人给人，要地方给地方，要钱给钱，要学生我们向各师、团发动员令，让他们把学生送过来。”我父亲毅然受命。于是，他这个放牛娃出身、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历次战斗中负过11次伤的老红军，带着军长的嘱托和承诺，肩负着军党委办子弟校的使命，在乐山市走街串巷，四处奔波，积极张罗，短短1个月的时间，组建起18军子弟校，也就是后来的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不仅如此，父亲还事必躬亲，亲自从严治校，使学校工作愈加完善，解决了18军将士的后顾之忧。 

我父亲和八一校毕业班合影

学生们给父亲的留言

1951年，昌都战役结束后，中共昌都委员会结束工作，分别在昌都、39族、波密成立分工委，当时调任了一些工作有能力，吃苦精神强的老革命去任职。我父亲任西藏39族分工委书记，1951年8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丁青警备司令部，我父亲任司令员兼政委，8月26日，经与有关上层人士充分协商，召开39族地区第一次头人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办事处，我父亲任办事处主任。接着相继成立了支援运输委员会，妇女联合委员会，还成立了各宗解放委员分会，吸收了一些有较高威望的头人、宗教界人士，并逐步开展对各宗的党建组织工作，这对认真宣传和贯彻中央对西藏的17条协议，着眼于站稳脚跟，为迅速开展和迎接军直部队到拉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对开展当地各阶层统战工作，影响群众，组织生产和运输工作，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证。

父亲在丁青时的老照片

说到统战工作，这39族地区，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历史原因，各宗、各头人因各种利害冲突互相之间矛盾很深，加上和青海玉树交界，因争草场时常发生械斗冲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父亲坚持按照17条协议精神，与分工委同志精心分析时局，分析各种矛盾，深入调查研究，并积极学习藏文，接触藏族同袍，采取各种办法解决矛盾，并多次上头人家做工作，讲明政策，对有意搞破坏的反动头人坚决打击，最后取得统战工作的顺利进行，保护了群众的利益，赢得了广大头人和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积极参加运输工作。 

当时丁青的工作环境

运输工作，当时也是一项主要的工作。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签字生效后，为了支援进藏部队，保证供给，以利边防建设，军后司决定在39族地区设立第四办事处，下属兵站（包括分站）南北两线共10多个，有干部战士1000多人，担负着艰辛、繁重的运输任务。39族分工委的运输支援委员会和各宗分会，把密切配合第四办事处完成运输任务纳入常年的日常工作。39族地区是在主要的运输线上，运输线路漫长，北线和南线全长有近千公里，北线以1953年为例，每月进入区内的物资约在3500驮上下，全年约500万斤左右，由此可见，运输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我父亲对保证这项工作能顺利完成做了大量工作，为了调动群众的运输积极性，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除了做好统战工作以外，取消了旧时代的那种按差名多寡担负差税数额分配运输数额，导致转雇运输，加重群众经济负担的分配任务方法，采取合理分配任务，结算运费，公开赔偿费的做法，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为西藏的彻底解放，保卫西藏边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解放西藏史”这本书第7节《补给与运输》中曾有一段介绍：“……为组织领导南北两线运输，在甘孜、金通、昌都、索宗设立4个办事处，下辖51个兵站，各兵站负责粮食物资的转运工作。其中设在索宗的以王兴友为主任、王运祥为政委的第四办事处，担负了向前方运输物资的主要任务，作用最大。”

1958年父亲作为西藏军区代表团团长带队到北京国庆观礼

藏族同胞献哈达

父亲带队到北京国庆观礼代表团合影

1957年父亲调任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任主任，后离休。

我的母亲蒲秀珍

我的母亲蒲秀珍，1915年出生在四川南江县长河镇关门乡长田坎村贫苦人家庭，因其父亲在背运货物途中遭疯狗咬死，母亲从小便给人当童养媳。1933年因继父是共产党的乡维埃主席被还乡团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她母亲和刚出生的小弟弟，我母亲被迫出逃，找到了正在川北的红4方面军，加入了红军，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母亲1933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党。红军时期曾历任南江县5区妇女会长，西康甘孜兵站医院看护班长、看护长，甘肃陇东庆阳分区庆阳县妇联主任常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129师385旅政治部民运干事、供给部军需科员、山东鲁中托儿所指导员、华北淮海大队家属队党支部书记、豫皖苏卫生部卫校指导员、豫皖苏军区卫生部民运干事、河南二院一所副协理员、河南五分校三大队组织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任18军驻川办事处（乐山）幼稚园主任、18军妇校政教处保育股股长、18军妇校休养所政治协理员，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办事处妇女联合委员会副主任、西藏驻川办事处第二保育院院长。

八路军时期的父母

母亲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一个受尽凌辱的童养媳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个革命女战士，曾跟随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和许许多多红军女战士一样，穿着单薄的衣裳，吃草根、啃皮带，随时和敌人战斗，经历过生死考验，弱小的身躯还背着贺龙的侄儿——长征中最小的小红军（九岁）向轩过草地；在腊子口战斗中，母亲不怕生死，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当看护班长时，尽心尽力照顾伤员，多次因此获奖；在甘肃陇东庆阳母亲任妇联主任，协助当时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率领的工作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妇女解放工作，母亲在当地积极热情的工作表现深受蔡畅的肯定和当地老百姓的赞扬；在组织的关心下， 我父亲和母亲认识并结了婚，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了6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曾在马背上、箩筐里随军行动，部队转战南北跟着走。

因为孩子多，当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给我家送来1头羊，让孩子们有奶吃。在山东孟良崮战役期间，母亲刚生下我二姐就遇上部队紧急转移，为了不影响行动，母亲忍痛把二姐留在房东家，后来这位房东跑遍了大半个山东，把孩子送回到母亲身边。当年部队有很多孩子都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我双胞胎的两位四哥都得了脑膜炎，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部队药品缺乏，整个部队就剩1支奎宁，我妈妈想到大双生的强壮一点，就把唯一的药用来治疗小双，结果大双病死了。不然的话，现在我们应该是10个兄弟姊妹。

母亲和4个儿子在延安

18军进藏后，1951年父亲到西藏丁青任职，1952年母亲也跟随进藏，任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办事处妇联副主任，和父亲一起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后来因为怀上了我，母亲返回四川，在大邑县唐场生下我。也许因为高原生活艰苦，返回途中路途颠簸（当时川藏公路还未打通），我生下来只有3斤，而且还是早产。我们的父母为了革命事业，把自己和孩子的生命是放在事业之后的。

母亲在丁青

回到内地后，母亲任西藏驻川办事处第二保育院院长，我母亲为保育院付出了大量心血，吃住都在保育院，为孩子们呕心沥血。她曾说过：“这些孩子们的父母都在西藏艰苦工作，我也是从西藏回来的，非常理解在西藏工作的父母对孩子们的担心和牵挂，我们要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女细心呵护，要让他们的父母放心。”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母亲非常心灵手巧，为了节省开支，让孩子们生活得更好，她教会保育院的阿姨们打毛线，她亲自带头，给保育院每个孩子都打了毛衣毛裤，钩织帽子，以至于二保育院的孩子走出去人们都夸赞这些孩子好洋气。

父母和我们

我的父母出生入死为革命奉献了一生，虽然也遇到许多坎坷和磨难，但是他们一身正气，别无所求，他们走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留给我们的是他们对党无限热爱和无比忠诚的心和正直善良的优秀品质。我们王家的9个子女，都为人低调，在工作上兢兢业业，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好评和成功。我们9兄妹，3个大学生，5个军人，还有1个小妹进了国防科研单位。我是5个军人中的一个。

1974年在林芝留影

我传承父母的精神，1969年12月入伍，1970年2月进藏，被分配到日喀则西藏军区第八医院。在医院里，我努力工作，细心照顾伤病员，还参加了医院的医疗小分队，深入边防为战士们看病治病，为战士们演出。后来我又调入日喀则军分区宣传队，常年到边防演出，经历了边防的风霜雨雪洗礼，感受了边防高寒缺氧的艰苦，我自己也差点摔下雪山……。我在这些历练中成长，于1971年入团，1973年11月入党，1974年提干。在后来的日子里，尽管我遇到过很多困难和坎坷，我都能坚强面对。在西藏的那些岁月，我最难忘的是我母亲的离去。1976年7月，一个电话通过总机告诉我母亲病危，我那一晚上都在通过总机向远在成都的亲人询问母亲的病情，家里人在电话那头焦急地问我什么时候赶回啊，母亲在盼望，就差我一个了，我当时就想大哭。所幸分区领导帮我联系西藏军区，为我买到飞机票（那时机票很难买到，排队等候都在几星期以后），第二天，分区领导告诉我，托军区政委帮忙，给我买到了机票，我立即乘车赶往拉萨，神速地回到成都，可是我母亲已离我而去，我这个离母亲最远的女儿还是没有让她看上我一眼，这始终都是我心里的痛。

我的父母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他们都在天堂看着我们，我也时刻怀念他们。我最敬爱的父亲母亲，你们放心吧，你们的儿女不会忘记你们，你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和老西藏精神我们会世代传承。

作者简介：

1974年在成都留影

王小玲1954年1月1日生，1969年12月5日入伍，1970年2月进藏并分配到驻西藏日喀则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医院外二科，1972年调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政治部。曾任医院护理员、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宣传队队员、副指导员、分区组织科见习干事。1979年11月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