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校友投稿】
中尼勘界三年
——父亲张铭的西藏往事
张一平
张铭 1955年摄
数十年前，我听姐姐描述她看到一则《新闻简报》的情景，其中有父亲在崇山峻岭的中尼边界，为界碑培土的镜头；也听母亲讲，父亲曾参加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勘察工作；家中的旧皮箱里，父亲在中尼勘界时的老照片泛着陈年的颜色，父亲的工作日记，详细地记录下勘界工作的状态。这一切，都牵引出我亲切的感觉和探究的憧憬。于是，便按图索骥。父亲驻留在中尼边界上的足迹，终于渐次清晰起来。
“山国”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其三面由群山环绕，境内大部分属丘陵地带，海拔1千米以上的土地占其总面积的一半。尼泊尔的北边与我国西藏自治区接壤。西起强拉山口，东至江山峰，绵延１４15公里的中尼边界线，遍及西藏自治区阿里和日喀则地区的普兰、仲巴、萨嘎、吉隆、聂拉木、定日、定结等７个县境。世界上有14座海拔超过8000米的山峰，其中珠穆朗玛峰、干城章嘉峰、洛子峰、马卡鲁峰、道拉齐利峰、卓奥友峰、马纳斯鲁峰、安纳布尔纳峰在中尼边界的喜马拉雅山区，中尼边界是世界最高的界限。
1955年8月1日，作为友好邻邦的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交。
1960年3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与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全权代表毕·普·柯伊拉腊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边界协定》）。
《边界协定》这样规定：中尼两国的全部边界以现有的传统习惯线为基础，通过友好协商，科学地画出和正式地标定。缔约双方决定成立由双方同等人数同等级别的代表组成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的规定，商谈解决有关中尼边界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勘察边界、树立界桩、起草中尼边界条约等工作。
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西藏军区、国家测绘总局等组成的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成立了。
我的父亲张铭，时任西藏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从1960年至1963年，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勘察的全过程。
1960年11月19日，父亲在工作日记中记录下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热索桥联合勘察小组主要人员名单：中方代表张宝华，组长张铭中校，副组长张祖极，警卫队长盛永深少校，技术负责人严新广、周季清、田荣征，秘书陆经化，联络官姜福义中尉。尼方代表阿提塔·沙姆谢尔少校，组长帕苏帕蒂·沙姆谢尔中校，副组长莎其特中尉，技术官阿尔琴·巴哈杜·巴斯尼亚特、戈那·尼提·尼帕里，次技术官哈里曼，藏语翻译浦布。
1960年11月20日，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热索桥联合勘察小组从拉萨出发，去往日喀则所属吉隆县。
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热索桥联合勘察小组主要成员合影
1960年11月记者赵民俊拍摄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
前排左2：张铭 左3：帕苏帕蒂·沙姆谢尔 左4：张宝华 左5：阿提塔·沙姆谢尔
后排右1：张祖极
从1960年开始，中尼双方在各自境内对边界线先行踏勘调查，旨在为其后的边界勘察工作提供有关交通、住宿、气候、水文，地理、人文以及治安等方面的资讯。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工作在平均海拔4千米以上的边界线上，与在拉萨工作的母亲音讯不通，更无暇顾及远在成都的子女们。时任西藏军区后勤部助理员、后任78医院院长的朱启熙，搜索出脑海深处的记忆:边界勘察的工作地点很偏僻，有高山，有密林，有险滩。道路崎岖艰险，人迹罕至，雪猪、灰猴和野兔甚至蛇蝎都时常出没于驻地。勘界成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也异常艰苦。中方勘界人员一律平等，都居住在简易帐篷里，伙食天天重复老三样：脱水菜、罐头和米饭，遇有脱水菜等副食品断供，就用辣椒就着白米饭吃。逢到休息日，大家还要上山去寻燃料，捡牛粪，拾干柴，砍铺草。尼方勘界的官员，等级分明，每人配一个挑夫，渡河时还需人背送。朱启熙记得，1961年的除夕之夜，勘界驻地大雪封山，白茫茫一片，父亲组织大伙儿开了个小型联欢会，并带头朗诵毛泽东同志诗词《沁园春·雪》，以期汇聚温暖，鼓舞斗志，体现出他达观的生活态度。
不久后，父亲奉命回到拉萨，迎接大队人马，中尼勘界的大幕全景开启。
1961年4月，春风轻拂着高原古城的脸庞。西藏自治区政府和西藏军区在军区大礼堂，隆重召开会议欢送中尼边界联合勘察组。中方勘界的队伍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分为五个勘察组队，乘坐解放牌汽车，踏上迢迢征程，奔赴勘界工作的目的地。
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第五联合勘察小组主要成员合影
1961年5月记者赵民俊拍摄于西藏日喀则基瑪塘
左1：张铭 左2：古·巴卡尔基 左3：罗石生
左4：阿纳·那 左5：石自治
1961年5月8日，父亲在工作日记中记录下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第五联合勘察小组中方人员名单：组长罗石生，副组长张铭，副组长（兼技术负责人）石自治，界务员朱振起，秘书陈瑞略，警卫队长王建英，一组长雷保涛，二组长杨世喜，三组长吴栋，四组长李甲。天文组长孙景安。尼方人员名单：组长古·巴卡尔基中校，副组长阿纳·那上尉，勘察官布·拉托，副勘察官哈·欧姆塔，联络官克·普拉斯哈特，警卫队长基·开托里，翻译官铁·巴哈杜尔。
父亲随第五勘察组 ，经过数日的汽车颠簸，途经日喀则和江孜，去往中国、尼泊尔、锡金三国交界处的我国境内的指定位置。此时，公路已至尽头，而到达工作地点基玛塘，还需徒步两天的路程。父亲和战友们裹着一路的艰辛和劳顿，宿营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次日，勘察组成员背负着所有的装备、器材以及生活用品，顺着喜马拉雅山山脊西行，开始翻越海拔5500米的惹嘎拉山口。这里的海拔呈立体上升状态，使队伍的行进变得异常艰难。父亲和测绘技术人员李祯学首先登上山顶，站在雪山之巅，触目可及的是晶莹剔透的震撼。第三天，勘察组继续行军，向着山下行进。太阳西斜之时，穿过独木桥，山涧河谷雾气升腾，队伍终于到达了驻地基玛塘。基玛塘侧畔以河为界，河东是中国，河西是尼泊尔。尼方勘界人员也按时到达了目的地，双方依循传统的边界线，彼此相距百米，在各自的国境内搭帐篷、建工房、安营扎寨。
《边界协定》规定出中尼双方确定两国国界的办法：双方的地图上两国边界线相符合的地段；双方的地图上两国边界线虽然不相符合、但是双方的实际管辖情况却是无争议的地段；双方的地图上两国边界线既不相符合、而双方对于实际管辖的情况又有不同认识的地段。
父亲在中尼边界勘察中，大量的工作是有关双方边界的谈判。通常，中尼双方是按照两国外事部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谈判，也经常视勘界工作的实际情况增加若干临时谈判。在谈判中，中尼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围绕喜马拉雅山主峰即珠穆朗玛峰（尼泊尔谓圣母峰）的归属问题，以及两国边界多处交界山口的归属问题展开。父亲在工作日记中记录：谈判时，在坚持贯彻平等互惠、友好互让原则的基础上，要不惜一切地捍卫国家利益，保证祖国的领土完整。父亲的工作日记表明，谈判工作是艰苦的。中尼双方经常因为勘察的具体事项而反复商议，甚至陷入僵局，难以定夺。一次，尼方代表以谈判桌上的饼干作比喻，与父亲讨价还价，说多划回一块土地如同多讨要一块饼干，无碍大局。父亲心系国家利益，将遵守有关谈判协议和方针与促进中尼友谊相结合，实事求是，晓以大义，耐心地说服尼方官员，最终合理地解决了分歧。这样的事例，不胜数。
国家测绘总局的杨泉达回忆：科里山口南侧是丘陵，北侧是雪山和冰川，一条宽约1500米、长达数公里的狭长草滩横亘中间，冰雪消融使草滩形成繁多溪沟。依照惯例，应以溪沟中心线划界。一次，划到一处不足1米宽的小溪时，因为尼方勘界官员提出以中方的沟边为界，双方产生分歧，形成僵局，中方特为此事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复电：寸土不让，保证我国领土完整。中方遂通过宴请尼方和举办联谊活动，加强沟通，增进友好，尼方最终收回其不合理的要求。就这样，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中尼双方勘界同行友好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1年10月5日，刘少奇主席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边界条约》）。
1962年，中尼双方经过多次谈判和协商，达成共识，依据前期勘测绘制的地图，确定了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全长1414.88公里，确定了两国边界线的具体走向及其位置，确定了中尼边界线共计79个界标，98个界桩，以及实施实地确立界标、树立界碑。
父亲在工作日记中记录：中尼边界的勘察测绘业务工作，多以中方为主，尼方则行校测或者参测。参加中尼勘界的测绘技术人员、现在山西河津市委老干部局的李祯学，还记得边界勘察测绘的许多细节：当年，喜玛拉雅山地区尚未与国家级的大地控制网相联，属于测绘业界的空白区，无任何资料可资借鉴。既无全球定位系统(GPS)，又无远红外测距，勘测工作只能先行天文测量和气压机高程测量，以确定起点的坐标和高程，然后再行基线测量和小三角网测量，并据此加密控制点，再用大平板仪完成1：100000的地形图测量。边界勘察的工作属野外作业，工作条件简陋，高山深涧之中，还不时有零星叛匪袭扰，李祯学在边界执行测绘任务时就亲历过其惊险时刻。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尼双方圆满完成树立界桩任务后，1963年1月20日，中方全权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和尼方全权代表图尔西·吉里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王国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边界议定书》）。至此，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边界正式划定和标定。
全家福
1966年7月拍摄于成都
父亲性情开朗、幽默，喜欢聊天，爱开玩笑。父亲和小儿子四毛聊天说，参加中尼勘界时，他们在定日县曾偶遇前往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队勇士。我弟弟尤其对父亲提及勘界中的小插曲记得清楚：一次，父亲一行步行前往某勘测点，由于不断爬高，空气愈发稀薄，行走愈发困难……突然，父亲看见前面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寺庙，便赶紧招呼大家快点儿走，到寺庙里去歇歇脚。众人闻之愕然，四下张望，哪儿有寺庙的踪影啊。遂断定父亲是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待父亲坐下歇息了好一会儿，幻觉才慢慢消失。父亲回忆时有些激动，提高声调对四毛说：“当年我就纳闷儿，海拔5千多米的地方，咋会有寺庙呢？”他似乎还沉浸在那时意识恍惚“望梅止渴”的情景之中。
1938年，父亲为着民族大义，满怀一腔热血，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1950年，在18军政治部工作的父亲，跟随部队徒步进军西藏。之后，在生命的20年中，他对高天阔土的雪域高原和在其间休养生息的藏族同胞，生发、累积以至怀揣的深情厚意，成为了精神的寄托和生命的忆念。父亲素来崇尚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追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思想境界。父亲淡然地对待自己的过往，从无意愿书写回忆文章。2014年5月9日，94岁的父亲远去了，一如他生前那般安详且淡定，从容且真实。
父亲张铭和母亲沈素文
2005年张一平拍摄于成都
君子用世，随大随小，皆全力赴之。时任西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边界处副处长的张祖极，与父亲并肩三年勘界、同住一个帐篷，至今难忘父亲的风趣幽默；父亲将无多的牛肉留给外出勘察迟归营房的小李子；除夕夜联欢会上的欢声笑语，经年累月地留在朱启熙的记忆中；父亲在谈判桌前纵横开阖，娓娓而谈；父亲为驻地藏族同胞张罗治病疗伤的鱼水情深…… 原西藏军区副政委、四川省军区副政委杨世喜，当年是西藏军区政治部群工部干事，也参加了中尼勘界。杨世喜晚年回忆时说：当年跟着张部长勘界几年，收获很大，堪称圆满。
历史的册页记载了父亲在六十年前参加的一项工作：在历时三年的中尼边界勘察中，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辱使命，决绝前行，风餐露宿，跋山涉水，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经历了我无法知晓却可以想见的千难万险，踏遍了阿里、日喀则两区七县的山山水水，用对祖国的赤诚，对职责的担当，丈量出1400余公里的中尼边界线。我历经数月找寻探访当事人，透过他们的回忆和口述，父亲在中尼勘界的岁月，犹如勾勒出一幅幅图画，鲜活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令我甚为感动，为之动容。我真实地记录之，以志铭记 。
1961年10月，一个收获的金秋。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完成拍摄纪录片《友好的边界》，其以光影声画的形式记录下中尼边界勘察的珍贵影像，也娓娓道来我父亲张铭的西藏往事。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1961年10月第41期《友好的边界》片头图
2022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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