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校友投稿】

怀念我的父母亲

洪历辛

父亲洪流和母亲高锦云的合影照

1998年父亲去世。5年后，母亲也去世了，他们都是81岁离开了我们。母亲走后，是那种无家无根的疼，心里空荡荡，有一种想写一写他们的愿望。断断续续、几次动笔都不满意。我是担心自己的浅薄以及对历史的无知遮掩了他们的光辉。

但是15年来，我总觉得一直在跟他们交流，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仰视着他们，也没有成年后的疏离感，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一个可以讨论对错，可以分析原由的朋友，也许直到今天 ，我才可以把他们放在一个时代中去认识。也许直到今天，我才能够领会他们的抱负和无奈，领会他们在挫折和苦难中精神的升华。

1.

母亲祖籍河南省西华县高营村。高姓是村里大姓，而母亲的父辈兄弟没有分家前是村里首富，以后因为农村盗匪成群，极不安全，他们才分家并在西华县安家，靠土地出租生活。我的姥爷排行老二，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立志教育救国，他做过中学老师、还自己兴办小学、中学并担任校长。冯玉祥主政河南时，转入河南省党部工作，任河南通讯社编辑、主任，46年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

母亲的童年，跟随她的父母在开封市度过，可以想见，那是一个衣食无忧，温暖平和的新型知识分子家庭。姥爷为母亲起名锦云，字天衣，一个多么美丽儒雅的女孩名：天上的彩云就是天空的衣裳。母亲学习很好，特别是语文。听爸爸讲，他们攻打开封市后，居然在开封女中收缴的文档中，看到了妈妈当年作文比赛第一名的获奖作文。

以她家庭的状况，以她自身的能力，她的人生轨迹应该是上大学，谋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亦或是出国留洋，过上一种富裕自在的生活。但是母亲却在1936年14岁时，参加了民先组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也是认定的母亲参加革命工作时间）。1938年1月不满16岁时又奔赴豫皖苏根据地，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我们14、5岁时还完全是懵懂无虑的少年，可母亲已作出了反叛家庭和社会的决定，自主选择了人生道路。

根据地的生活虽然艰苦，经常与敌人进行拉锯战，扫荡和反扫荡，但妈妈说，那是她过得最舒心、最温暖的日子，真是到了革命的大家庭。同她一起去根据地的，还有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行军要求轻装简行，只带最必需的物品，老师行军却总是挑着担子，担子里面全是书。老师在一次敌机轰炸时牺牲了，那些溅血的书籍撒落一地。

  豫皖苏根据地属新四军，像妈妈这样的小知识分子非常多。在妈妈终身交往的战友中，我觉得周苇阿姨最像妈妈。周苇阿姨有着浪漫的情怀。她的丈夫刘英叔叔是拂晓报记者，参加革命前是大学生。在一次扫荡中被敌人抓捕，敌人砍下他的头颅。周苇阿姨知道后，马上带着一个警卫骑着马穿过敌占区，愣是把他的尸体找了回来掩埋。20年后，她在回忆起这件事情时仍然是一往情深，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起她来，马戈皇后亲吻她情人被砍掉的头颅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周苇阿姨对我说：“在根据地的女同志中，我最佩服的就是你妈妈，她可是根据地公认的才女，我们一致最瞧不起的就是傍个首长当夫人。”据我所知，妈妈是拒绝了某首长的追求，与级别和自己差不多、同样是学生出生的爸爸自由恋爱。促成他们的媒介，就是相互借书。按妈妈的说法，如果想找个高官显贵过日子，我何苦参加革命？妈妈就是这样一个骨子里透着自尊自强的独立女性。

2.

父亲生长的江苏省丹阳县是一个接受革命影响较早的城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的姑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过丹阳县妇女部长，1927年4·12事件，共产党遭到大屠杀，姑姑也被迫流亡在外，父亲那时才10岁，但这些经历，无疑让他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厌恶和对共产党的同情。1932年淞沪之战时，父亲在上海钱庄做学徒。他既看到了19路军的奋起抗日，也感受到了国民党的不抵抗。父亲是个热血青年，崇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对国民党政权的极度失望，转而把国家的希望投向共产党。1936年9月父亲在南京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京地下学联（也是认定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1938年7月，父亲与倪天铎、程坤源、丁允明、戴逸、周志强、余海涵等7人由中共长江局介绍到了豫皖苏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父亲参加新四军后，音信隔阻。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父亲甚至无处投书告慰母亲。1945年抗战胜利后，奶奶信心百倍地等候独生儿子的归来，不断地问姑姑：“同寿有信来吗？他现在在哪里？”姑姑为了缓和奶奶焦急的期盼，只有不断编信念给奶奶听。有一次，一位邻居老太太透露：“那是你女儿写的假信，说不定你儿子在战争中被打死了呢。”这句话如晴天霹雳，奶奶的支撑顷刻瓦解。奶奶在极度思念中精神错乱致死。那时父亲正在为新中国的诞生南下征战。父亲有一幅老照片，就是南下时照的：树丛前的父亲骑在马上英气逼人。照片背面题着文天祥的诗句：“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横戈马上行”，既有聘驰沙场的豪情，也流露出对亲人团圆的企盼。新中国已经露出了曙光，母子马上就要重逢了，父亲怎么也想不到奶奶没能等到这一天。父亲就这样怀揣着丧母的悲痛，迎着新中国喷薄欲出的朝阳，随着解放大军的滚滚铁流打到了大西南。

3.

1949年底，中国大陆除西藏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而此时以英国为首国内外敌对势力也极力策划着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这关系着祖国的领土统一完整。1949年11月23日毛主席电令彭德怀，将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西北局。12月30日。彭德怀复电中央报毛主席：“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时间”。仅两天后（1950年1月2日），毛主席电令西南局，确定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转由西南局担任，并明确提出：“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

任务是紧迫而艰巨的，西南军区开始挑选的是10军杜义德部，但军长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于是转而交给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山等领导代表18军全体将士坚决服从命令。于是18军部队在开赴接管川南的途中突然转赴乐山集结待令，所有抽调地方干部立即归队。西藏天高路远，交通极为不便，组织以示关心，同意将领导干部的配偶调到18军分配工作。妈妈当时已任淮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她的老上级吴芝圃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请她考虑是否能担任他的秘书或者到省委宣传部门工作。但是在父亲的感召下，她满怀革命激情选择了随父亲进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最后一役。

1950年3月4日，父母参加了18军在四川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全军将士庄严宣誓：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进军西藏的序幕拉开了。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全国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志愿军身上。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魏巍的一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如我，父母都进军西藏了，提到谁是最可爱的人，脑子里浮现出的仍然是那篇通讯中所描写的一个志愿军小战士和着雪吃炒面的情景。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是，在祖国西南，同样有一支默默无闻的英雄部队为完成祖国统一，为和平解放西藏，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又马不停蹄继续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

这一役是异常艰苦而漫长。部队首先要剿匪才能打通进藏之途。名山县城内至今还矗立着父亲主持修建的53师烈士陵园，62名年轻的生命在那里静静地躺着，西望着战友远去的身影。1950年10月，昌都战役胜利，才基本肃清了进藏路上的武装阻挠，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开始了名副其实的第二次长征。前方部队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步行2000多公里，翻越十几座大雪山，一路风餐露宿，历尽千难万险。1951年9月，先遣支队到达拉萨。10月，军部所在部队到达拉萨。此后，几路进藏部队进驻各重镇、边防。西藏全境获得解放。而这时后方部队还在荒无人烟的死亡禁区，忍受着稀薄的空气、承受着严寒的威胁、吃着压缩食品脱水蔬菜，凭借着最原始的生产工具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直到1954年12月25日才胜利通车。为架起西藏通往内地的金桥。筑路部队付出艰巨的劳动和重大的牺牲。平均每一公里以一条生命为代价。以打通雀儿山段为例：“山顶上，5分钟天气变化两三次。因为我们预先所做准备工作不够，平均每人害病6次，平均每天死亡一人，多为感冒转肺炎，医生对此也没有医疗经验。我们上山后两天就开始施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要过星期天需要经过师部批准。天气使工效大减，挖下去五六米还是冻土，烧八百斤柴也不过化开两寸深。”

“18军筑路部队，在雀儿山上（以及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感人至深，可歌可泣。那种建设西藏的积极性，那种与大自然、与自身病痛顽强拼搏的精神，足可同万仞雪山永矗千古。譬如，战士得了雪盲，眼睛红肿得睁不开也不肯休息，硬是要坚持出工。有的用小木棒将眼皮撑起；有的按照挖土与倒土之间的距离，在自己的腰里拴一根绳子，只要摸着倒土时不至于掉到崖下去，就照样干活。”（高平著《修筑川藏公路亲历记》）

父母所在的53师就是筑路部队，父亲由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升至政委。母亲任师宣传科长。那时，师部、团部都办有报纸。师部《战旗报》每天两版，用接力传递的方法保证全部连队当天就可以看到报纸。修路中的很多口号，如“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 、“艰苦就是光荣，顽强就是胜利”都是从53师的报道中宣扬出去的，极大地激发了部队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修路过程中政治工作起到了有力的保障。像打通雀儿山时牺牲的模范共产党员张福林，就是53师涌现出的英雄。为他建在雀儿山上的墓碑就是妈妈手书刻上的。“1951年12月10日，在抢修雀儿山的施工中，张福林同志正在负责检查装药爆破。12点钟，炊事班给他送饭时，他正手拿着雷管检查炮眼。忽然，有一块两方大的固石从他头上滚下来。这块石头，过去曾被撬过，因为冻住了撬不动，于是放了安全哨。中午化冻了，它掉了下来。哨兵喊时，他已经躲不及了。他的右臂被砸成了三段，石棱把小腹砸了一个洞，腿也断了。当时他就昏了过去，浑身的青筋都跳了起来，血流得很多。大家立刻用撬杠把石头撬开。几分钟后，他苏醒了。他没有呻吟，也没流一滴眼泪。他面色苍白，很庄严。第一句话是叫“指导员！”（指导员名叫尹守信，曾是战斗英雄。）他说：“我负伤很重，不行了，我不能再为人民服务了，我还有四万五千元（按：旧币，合现在四元五角）作为最后的党费。”说完，又昏了过去。他再次醒来后，对连长马云清说：“我给三连丢了人，我没做到人员安全。我们连从修机场以后没有伤过人，这都怨我。希望连长把我的教训用来教育全连。”这时，卫生员跑来给他打针，他说：“我已经不行了，打针也没用了，给国家节省这一针药吧。”他看见同志们都围着他，就说：“同志们，不要看我了，別耽误干活，要提前抢通雀儿山。” “他说话时，还有些话只说了半句，有许多话没说出来。他一直没表示过痛苦。最疼的时候，只是咬咬牙。他就这样牺牲了。”（高平著《修筑川藏公路亲历记》）

父亲1951年筑路中立二等功。1954年苏军撤离，中央组织慰问团，他作为筑路部队优秀代表参加了慰问团。

部队的编制毕竟有限，妈妈在这种环境中还是感到诸多限制和不便。父母都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但是在这里却被看作受到组织照顾的对象。爸爸出于自律与避嫌，在立功受奖晋级提拔等事情上还刻意“打压”妈妈。妈妈转业时定为行政14级。

我在小学六年级前一直是住校（西藏军区成都八一小学、重庆八一小学）。母亲从西藏转业最初是到四川省合川县611纱厂任副厂长。那时的她响应党的号召，激情满怀地投身到新中国的纺织工业建设中，她夜以继日地向技术人员，向工人、向书本学习新技术，新知识，决心做一个内行的管理者。尽管这样忙碌，但只要不出差，她一定会在星期六下班后乘长途车到重庆，把我和大弟从八一校幼儿园接出来，带我们玩耍一天，然后在星期天下午把我们送回后，再乘车返回合川。

    但那个时代，出差是家常便饭，所以一个星期一聚也是很难得的。记得有一次，我暑假过完要返校了，妈妈出差还没有回来，我们本来说好返校那天傍晚可以在合川车站见上一面，可是一直到我上车前还没有见到妈妈的身影，我于是写了一张纸条：“高妈妈，我走了”，用小石头压在土路上算是给妈妈告别。之所以特别写上高妈妈，是因为妈妈姓高，怕别人误拿。妈妈后来告诉我，她坐的车中途抛锚，回来已经天黑了，是同行的同事发现了纸条，问她是不是你女儿写的？妈妈说，她是捏着这个纸条，一路走一路流泪回到家里。

因为妈妈的付出，在我上大学之前，度过了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青少年。直到我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坐上奔向人生又一程的火车，看着跟着火车追跑的弟弟变得越来越小，我突然意识到我离开家了，我离开妈妈了。

4.

1960年至61年，爸爸被派到杜加里重组化工厂，扩大硼砂生产。硼砂是当时前苏联急需的发展航天工业的重要原料之一，前苏联要求用硼砂来偿还债务，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这是一项条件艰苦，任务艰巨，时间紧迫的任务。为什么会派爸爸去？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当中央的任务布置下来，讨论由谁领命时，一众没人表态，爸爸表态说：“那就我去吧。"爸爸又一次证明，他从来就不是意志衰退、贪图享受的人。

1999年，我在成都见到了原化工厂的部分领导和管理人员，通过他们的讲述，我才知道，矿山地处藏北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冬季最低气温零下30多度，无煤取暖，早上醒来，呼出的热气在被头上已结成冰。一到晚上飞砂走石，芒硝刺眼、石头打人。几步以外看不清人影。矿山完全露天生产，地面层是土和芒硝，3-4尺以下才是薄薄的一层硼砂。靠的全是手工劳动，生产工具是洋镐、铁锨和小铲，万名职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和生产的。

化工厂原是三摊，即西藏自治区计委所属，西藏公安厅所属，西藏军区所属。一地三厂，因经济利益归属不同，相互关系不够协调，一度还相当紧张。为此，自治区决定三厂合并，实行统一管理。爸爸就是在这时走马上任的。

他们向我回忆了很多爸爸当年的工作情况，比如这三套班子怎么在他的带领下很快团结一致。比如他的民主作风，遇事坚持集体研究。比如他的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他们说，因为有这样一个好班长，大家认识统一，心情愉快，行动迅速，生产直线上升，当年就超额15%完成了上交10万吨硼砂的任务，以后产量连年翻番，为西藏的财政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西藏经济建设的基础。

但是我最难忘的，是他们讲述的那些带有父亲温度的故事：

洪书记到厂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人力在杜加里附近找淡水源。因为当地的水不能喝，含有芒硝、硼砂。不久在西坡里钻探出水源，于是有5台汽车运水，车里铺着帆布从十几里外运来，虽然含有很多泥巴，但毕竟解决了大家饮水问题。

当时厂级领导有一个小伙食团，供应条件较好。厂工会主席王怀亮年龄较大，身体也不好，洪书记坚持把他安排到小伙食团就餐。以后又把七、八个中层干部吸收进来。这样小伙食团一下扩大了近两倍，由于供应条件限制，原厂领导的生活条件就大大降低了。

一次去检查工作，提了半口袋馒头回来，是他去食堂检查时发现馒头很硬，他很快召开连队以上干部会，商量如何改善职工伙食。他说本来工作就够艰苦的了，职工付出这么多劳动，要让他们尽量吃好。为改善膳食条件，后来厂里还成立了一个打猎队。

部队要给他配辆轿车，他谢绝了，只要了一辆军用吉普，他说这样工人才会搭我的车。

60年下半年，全区开展了打击反坏分子运动。当时自治区给厂里的权力很大，即在洪流同志主持下有逮捕人犯的权力。洪书记对这个权力的使用是慎之又慎，要求“打击反坏”办公室对每一个案件反复查证，然后在党委会上一一研究，因此打击面很小，受刑事处理的人员不足千分之二，这个比例在全国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是罕见的。以后在短暂的对过去案件甄别工作中，洪书记又抓紧时机，指示我们做好复查和甄别工作，解决了一些冤假错案，如原厂卫生所副所长毛泽浦同志就由重罪定为无罪，及时得到解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知道他在担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期间受到错误批判和遭到不公正待遇。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也从未感觉到他有思想包袱。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抓生产、关心群众，把大家的劲都鼓起来了。

父亲做的这一切只是本性使然，他一贯爱兵。高平著“修筑川藏公路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对爸爸的描述：<’时任53师副政委的洪流同志向我介绍情况时，对这些战士的疼爱之情溢于言表：“全师5个团，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营养，患营养不良症的占95％。心脏病患者俱増，这是在高空剧烈劳动所致。表面上看，筑路部队军容不整，但他们是西南部队中“最可爱的人”，要爱护他们，不能宣扬劳动强度，要把劳动热情引导到发明创造上来，否则即等于杀害战士。” >

在回忆父亲的一生时，我却鲜有与父亲一起生活的细节记忆。我出生后就送到老百姓家寄养，后又辗转送回我姥姥那里。全国解放了，父亲所在的18军又进军西藏。从小学到中学，印象里总是在火车站飞机场与爸爸告别。有一次妈妈告诉我爸爸来信说 ，没想到平时像小狗一样汪汪叫的小辛会哭得稀里哗啦。我小时在家里很受娇宠，说话都是凶巴巴的，必是跟爸爸也吼叫过。爸爸一定没有想到我是那样舍不得他离去。我记得我为此懊恼了很久，为自己对爸爸的态度不好，为不珍惜与爸爸相聚的短暂时光。父亲这一去就是十七年，直到病危抬离西藏。那时我却参军在东北。到父亲生命的最后八年，我才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们子女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少之又少。

我最后一次感受父亲的爱，是他离去的那一刻。因长期高原恶劣环境所致的肺心病，父亲已被折磨得形销骨立，最后的十年之间报过4次病危，所以一到冬天都在医院里度过。1998年2月28日下午，只有我和大弟守在他床头两边。他又一次清醒过来，但已经说不出话，他用他的双臂拼尽全力紧紧地搂住我和小伟的头，似乎想搂向他的胸前，一滴眼泪已经流在了眼角，就这么突然撒手而去。父亲一定已知大限已到，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想要表达的就是对我们的爱与不舍。父爱如山啊！而我们却永远失去了他。

对于父母，我是有愧疚的。

父母去世后。我无数次的梦见他们。父亲还是像生前那样慈爱地望着我。母亲还是像生命中最后几年那样衰老而又忧郁。我想对他们说。“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了。但是我已经清醒了。”天堂中的父母，你们听得见吗？

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