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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姓名: 马抗美
标题: 我用半辈子时间寻找父亲的墓
内容:

【2022校友投稿


我用半辈子时间寻找父亲的墓
马抗美

    寻找父亲的墓,我经历了漫长的几十年时间。

    徒劳无功时,我心碎,难过,无助,绝望过。 


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马忠先,母亲张玉梅,是18军军人。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西藏高原。他们的孩子,是新中国第一批留守儿童。


 

我父亲马忠先


 

我母亲张玉梅


    我是从这张照片开始认识父亲的——


 
    我上初中时,母亲从西藏给我们(收信人是哥哥马万里)来信,寄来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着: “万里: 这是你爸爸马忠先” 。
    一年多后,爸爸不知从什么地方回到成都,对于这张陌生的面孔,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父母便丢下幼小的我们,又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从此,我们几兄妹在不同的保育院。父亲的模样在我们脑海里还没留下清晰的印像时,却成了永远的诀别!父亲离开我们时,我和双胞胎妹妹,不到3岁,两个弟弟(大的1岁,小的还没出生)。
    当我们开始懂事了,母亲用这张照片告诉我们:“这是你们的爸爸!”从那时起,父亲的模样,慢慢在我们脑海里存储下来。
    母亲常年在西藏工作,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当我们兄妹三人子承父业一起到西藏当兵时,母亲仍在西藏工作,家人所在地区不同,部队有纪律,不是想走就能走,加之西藏交通落后,见上一面非常困难。
    我当兵第五年时,母亲因年龄大了,身体状况不佳而调回内地,我离母亲更远了,只能趁休假时回家小住。
    那时母亲还在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所以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故事,从妈妈那里只能断断续续了解一些。
纯粹的布尔什维克
    母亲给我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你爸爸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
    父亲出生在殷实的家庭,爷爷是读书人,父亲从小也上学读书。上中学时,地下党组织在中学秘密传播革命思想,传递中国共产党理论。父亲从那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他亲眼目睹抗日战争时期,铁蹄下的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河南水东地下党组织后,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工作者 。
    1942年父亲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细菌学专业,他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参与领导河南大学地下党工作。1947年,全中国大学校掀起“反战争,反压迫,反饥饿”的学生运动,运动中,父亲不幸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因父亲入党时化名高峰,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国民党没抓到把柄。为了保住党支部的安全,组织上和我爷爷共同设法,将我父亲营救出狱。

    父亲在河南大学医学院就读细菌学专业,研究生学历,毕业后,由于部队需要,和我母亲张玉梅一同参军(二野),父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并随18军一路南下解放大西南。


 
父母亲带着儿子马万里南下入川留影

    1950年,18军进军西藏,父母亲在进军西藏途中,接到组建西南军医学校命令,返回贵州贵阳组建军医校,我和妹妹都出生在贵阳。


 

双胞胎姐妹抗美、援朝于贵阳与父母的留影


    父亲参加组建的军医校,曾为18军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分布在西藏军区各条医疗战线上。
    完成组建军医校任务后,父亲奉命到苏联留学,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报到时,才知有苏联专家在该院参与领导和负责教学,他进入我军第一批三防军事人才高级专业研修班。解放初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地址在上海,1958年迁到北京。
    我爷爷1987年88岁高寿离世,我们在清理遗物时,看到父亲留下为数不多的遗物,对父亲的生前几乎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如获至宝!当年父亲牺牲时,我们都是幼儿,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父亲是家中独儿,我母亲请组织上把我父亲的遗物和抚恤金全部寄给了爷爷、奶奶。

    父亲在做地下党的工作时,吸收了一名党员——河南大学法学系同学庞兰亭(庞伯),他是父亲生前好友,一直在河南地方政府工作。父亲常与庞伯通信。父亲牺牲后,庞伯把我父亲给他写的几封信,也交给了我爷爷。感谢庞伯,让我们能亲眼目睹父亲的手迹、他的一些人生经历,有关我父亲的传闻,得以从父亲给庞伯的信件中得到证实。


 

马忠先(左)与战友庞兰亭(右)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专业人才稀缺,父亲马忠先作为医疗专家级人才,无处不需,前途远大,已留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当年,18军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到北京开会,向中央反映亟需高级医学三防专业人才,周恩来总理推荐了我父亲。当父亲得知西藏老部队要调他入藏赴任,父亲放弃了上海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毅然决定入藏,奔赴极为艰苦的地方。
父母亲与谭冠三政委,夫人李光明阿姨一起,分乘两辆吉普车,在一个排的兵力保卫下,匆忙踏上进藏路途。那时到拉萨的路才修通不久,一路颠簸,十分艰辛。谭政委和李阿姨都是老红军,两位可敬的老前辈为全中国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母亲常回忆到,谭政委和李阿姨平易近人,在进藏的路上,相处就像邻家大哥大姐,晚上到兵站休息时,四个人总会一起玩几盘扑克牌。在进藏的途中,他们建立了革命友谊。

 
未授衔的父亲留影

    这张照片是我父亲1955年10月在拉萨的留影,当年父亲31周岁。解放军1955年换装授衔,军人都沉浸在换新军装、授衔扛牌的喜悦中,而我父亲却穿着破旧的“伙夫”棉袄战士服。照片背后清楚地写着:西藏军区卫生防疫检验所所长马忠先。父亲可是位非常爱整洁的人,这张照片,深深刺痛着儿女的心,这张照片带给我的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

    曾经听母亲说过,爸爸牺牲两年多后,她给谭政委写过一封信。我也没过多过问信中内容。直到爷爷去世,清理遗物时,才看到这封西藏军区干部部给我母亲的复函:





   
    信中提到谭政委批阅我母亲的信后转给干部部处理。
    我一遍又一遍反复细读这封西藏军区干部部给我母亲的复函,领悟到母亲为何说我父亲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
    1956年2月下旬,拉萨以北那曲地区发生“鼠疫”(甲级传染病)。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人畜染上,百分之百死亡!那曲已发现有牛羊马畜及人感染死亡疫情,情况非常严重。西藏军区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刻组织工作组,前往高海拔、环境条件最艰苦的那曲地区,治理最高级别(甲类)传染病“鼠疫”。
    母亲口中的“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外表看去像“伙夫”的西藏军区卫生防疫检验所第一任所长马忠先,危急时刻,主动请缨,并带队前往那曲治理“鼠疫”。
    谭冠三政委亲自前去送行,谭政委让我父亲在山下坐阵指挥,父亲却执意要带队前往,一心想着挽救藏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尽快治理“鼠疫”,将藏族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
    父亲在出发前,知道我母亲已有身孕,对我母亲说:“我们已是有儿有女的人,为了对你的身体负责,等我这次执行任务回来,陪你去做人流,免得有太多牵挂。”
    没想到这番话竟成了父亲对母亲的遗言。
    父亲带队乘坐救护车,在崎岖颠簸的土路行走了两天两夜,到达海拔高、气候恶劣、生活条件极差的那曲后,与时间赛跑,带领同志们日以继夜忘我工作。
    经过及时有效治理,大部分地区鼠疫得到控制。进入收尾工作时,在那曲海拔5000多米的安多,由于长时间劳累缺氧,父亲倒下了。
    几天后,那曲发电报:“马忠先同志在5000多米高的雪山上患肺水肿,请军区派人前来抢救”。谭冠三政委拿着电报心疼地叫着: 我让他在山下坐阵指挥,谁叫他爬这么高?他是我亲自带到西藏来的,我要亲自把这个人活着带出西藏! ”
    当西藏军区三人抢救小组带着我妈妈准备出发前去那曲时,那曲再次发来电报: “马忠先同志已殉职,正设法回送”。谭政委不敢相信,红着眼睛仰天长叹: “周总理推荐给我们的专家,多好的同志,才三十多岁,三十多岁呀,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他才不会这样死呢,你们要全力抢救……”。抢救小组按谭政委的指示,带着我母亲乘吉普车出发,赶去抢救。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车子在通往那曲唯一的一条土路上与迎面来的救护车相遇,停车后,对面走下来几位母亲认识的人,没见到爱人。母亲急忙下车,不顾怀有身孕,上前去看,却被众人拦下,搀扶回到吉普车上。
    救护车驾驶员猛踩油门,往拉萨方向急驶而去。
    母亲在吉普车上要驾驶员调头去撵,撵不上。当时父亲的遗体正躺在冰冷的车厢里,父亲的战友们不让父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下“见面”,那样太残酷了!
    到了拉萨,在追悼会上,妈妈抱着爸爸的遗体只说了一句话: “忠先,我要把我俩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来”。
    1956年3月5日,父亲马忠先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天,年仅32周岁!追悼会是在非常简易的临时搭建棚里举行的,国旗覆盖着父亲遗体。
    追悼会结束后,父亲遗体安葬在拉萨西郊烈士墓地(现在的拉萨烈士陵园)。妈妈不顾怀有身孕,送爸爸到烈士墓地。

 
马忠先烈士追悼会现场

 
父亲牺牲后安葬于拉萨西郊烈士墓地

 
母亲怀着身孕送父亲遗体到烈士墓地

    父亲牺牲6个多月后,孩子出生了,取名: 马边疆,寓意长大后,子承父业,继续保卫建设边疆。坚强的母亲克服重重困难,生下孩子后,由于悲伤过度及高原物资匮乏,没有一口奶哺乳孩子。孩子长到6个月时,母亲只身一人,坐着部队的大卡车,经过千辛万苦,把孩子送到四川省大邑县西藏军区唐场保育院,自己又返回西藏工作岗位,一干就是20年!母亲以对党的忠诚,服从祖国的需要,先后在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工作,被藏族同胞誉为“雪山上不畏严寒的雪莲花”。
    父亲牺牲这件事传到了北京。

    1956年,父亲牺牲一个多月,拉萨举行庆祝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盛大集会。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带领中央慰问团到西藏慰问。陈毅夫人张茜接见了我们坚强的母亲。张茜和我母亲一见如故,拉着我母亲的手,边抹泪边说: “我也是女人,能体会你的心情,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要如实向毛主席汇报,帮你们这些在西藏工作的女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妈妈回答:“西藏再苦再累我们都能克服,可怜的是我们的孩子!” 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听到母亲说西藏艰苦,不知是她不畏艰难还是怕我们担心?我到西藏当兵,乘坐着大卡车在路上看到所谓的公路,看到西藏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一些地方未彻底告别贫瘠,直接感受到高海拔空气稀薄带来的身体不适和煮不熟食物及物质匮乏,一年四季无夏,冬季零下十几度,没有取暖设备,屋里屋外无区别等等,我是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异常艰苦!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守儿童渐渐长大。

    1969年12月,我们四兄妹参军了!小弟12岁没人照顾,托杨喜大哥带进西藏送到妈妈身边,继续读书。老大马万里,老二马抗美,老三马援朝,子承父业,分别到西藏昌都军分区、西藏林芝陆军第115医院、西藏林芝军分区当兵。 
    从我们知道父亲牺牲并葬在拉萨烈士陵园那一刻起,多年来,心心念念想到拉萨烈士陵园祭奠父亲!由于我们年轻,还有其它诸多原因,在西藏我们没能实现这一心愿。 
后来我们终于可以如愿了。到部队后的第二年(1971年),在我父亲牺牲15年之际,我们兄妹向部队请假,从不同地方来到烈士陵园(哥哥马万里从昌都到拉萨,要坐7一8天车),那时候烈士陵园,都是土包包墓,墓碑用木板制作,木板上写着烈士的姓名,单位和出生年月及其牺牲的时间。很多木制墓碑经过长时间风吹日晒,风化掉了。
    我们沿着烈士陵园的土路,仔仔细细在那些墓群中寻找,查看碑文,一无所获。我们又到那些无名烈士墓中寻找,感觉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父亲的墓。几兄妹又分头寻找多次,釆的野花,长时间握在手中,花朵也枯萎低下了头。
    “爸爸: 您究竟葬在哪儿?我们多想为您献花磕头!”此时的我们,已泪流满面。一切希望嘎然而止!我们带着失望离开拉萨烈士陵园。
此后,连续三年,我每年都会去寻找,依然无果。 
    “文革”时期,1958年前牺牲的烈士登记薄遗失,无名烈士安葬的位置一般都无法确定(既便有当时留下的照片,也无法确定安葬的位置)。
    这件事成为儿女们心中抹不去的痛!
    在西藏部队期间,我每次休假都要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唯一儿子32岁牺牲,奶奶受不了打击,悲伤过度,早早离世。爷爷健在时总是会问拉萨烈士陵园扫墓之事,我们只能用善意的谎言回复老人家的关切:我们到了爸爸的墓前,每年都会去祭扫,让爷爷放心!爷爷88岁高龄仙逝,到天堂与他儿子、发妻团聚之时,并不知道真相。
    所幸爷爷为我们留下的遗物,为几十年后,寻找父亲墓,起到关键性作用!
    2019年3月,我的发小们(18军后代)重走父辈路,专程去西藏拉萨烈士陵园为我父亲找墓。那时,烈士陵园正在规划重建,园内较乱,发小们冒着刺骨的寒风,翻来覆去地寻找,还是没有找到。那时,烈士墙已建成,发小们在近千名烈士的名册上,多双眼睛一起寻找,未见我父亲马忠先的名字。得知消息后,我的情绪低落到谷底!
    当年,因不确定因素太多,虽然不知道具体哪座墓是我父亲的,但父亲牺牲后确实是葬在此处,几百座无名烈士墓,总有一座属于我父亲马忠先!英雄为国捐躯,连个英名都没留下!但我仍执着于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的余生绝不放弃找寻63年前为祖国,为西藏人民献出生命的烈士马忠先,他就葬在拉萨烈士陵园!我认为,找到父亲之墓,这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人的事,而是为国家找回烈士的归宿!
    18军兄弟姐妹们,特别是薛晓康(军旅作家)、杨丽萍(国务院新闻发布办四川站副主任)和刘影(退役女兵)等,帮助我整理相关材料(当时我母亲病重,我分不了身)。他们将整理好的材料发送到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
    不久,我亲爱的母亲因病不治离我们而去,办完母亲的后事,孝期未满49天,我即用行动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当年8月份,我女儿女婿开车带着我和我爱人,前往拉萨。这是我第四次走进拉萨烈士陵园,陵园改建工作还未就绪。我们找到烈士陵园才旦多吉主任,说明情况,并递交了申请报告,请求核实父亲马忠先烈士身份,刻入英名墙,在烈士陵园为父亲立碑。
    多吉主任收下了我们的申请报告,加了我的微信,表示尽快上报,让我们放心,回家等待消息。
    返回成都七,八天后,收到才旦多吉主任电话,告诉我:拉萨退役军人事务局已受理了我们的申请报告,原则上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并发给我要填写的文书格式、要求和需要扫描的原件提示,我按照组织要求很快重新整理材料,发快递到拉萨烈士陵园。
    几天后,拉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次旺局长与我联系(我们俩天天都会通电话,次旺局长将每天工作进展情况告知我),告知:我父亲是西藏军区军人,隶属关系在西藏军区,地方政府非常重视,跑遍了西藏军区有关部门。由于父亲牺牲已过去63年了,部队有关人员不知换了多少茬,询问的大部分人对历史不了解,谁也不敢下定论。
    2019年9月12日上午,我收到次旺局长的电话,他高兴地告诉我,经过反反复复核实,西藏军区一位领导看了我的申请材料原件,指着当年军区公函上的大红方章,说:“这是我们军区的印章,我们认!”得到西藏军区的批复后,拉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我们的申请报告,很快进行研究批办!并及时电话通知了我。接到电话,我单脚跪地掩面而泣。63年了,头发都等白了,多年的夙愿终于要实现了!
    从我递交申请材料不到一个月(差两天),地方政府高效率的工作态度,令我十分感动!如此善待烈士遗留问题,我要感谢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要感谢军地有关部门的同志!
    2019年10月22日,我和两个弟弟乘坐成都至拉萨的火车抵达拉萨。这是我两个月内第二次跑拉萨。
8月份交材料时,我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心里没底,没报多少希望。从失望到希望再到现实,仅仅2个多月呀! 
    10月25日上午10点钟,30多年来,我曾四次走进拉萨烈士陵园,带着悲伤和失望离去!而今天,当我第五次带着两个弟弟走进拉萨烈士陵园,这里的环境已大大改观,陵园中心修建了高大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碑。

 
马抗美、马建设、马边三姐弟在烈士纪念馆合影

 

马忠先烈士列入烈士名册




    拉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冯书记,肖局长,拉萨烈士陵园多吉主任热情接待我们,并开了个简短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的留影

左起:马边、马建设、马抗美、冯书记、肖局长、多吉主任

    会上,冯书记介绍说:接到你们的申诉,我局非常重视,立刻安排局长亲自抓这项工作,并直接与你们联系。

    冯书记是53师的退役军人。他讲到一个细节让我非常感动!他说:拿着你父亲当年葬在烈士陵园的黑白小照片,我们对照烈士当年下葬在烈士陵园的位置,经过仔细查找对比陵园后面标志性的山,发现你们父亲墓的位置刚好是现在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的位置,所以我们为马忠先烈士立碑选址在纪念碑右边第二排第7位(编号(1028)。冯书记说:“感谢你们为国家找回一位烈士,让烈士有了安息之地。”



肖局长、冯书记、多吉主任参加马忠先烈士墓碑立碑仪式
左起:肖局长、冯书记、多吉主任

    我们姐弟长跪在父亲墓前,任泪水决堤似的流淌。压抑了63年的思念今天终于得到了释放!

马抗美


马边


马建设


    父亲终于回家了!
    感谢政府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做了大量工作,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在西藏牺牲的烈士!
    2021年5月,中央军事视道(中央七台)专程去拉萨烈士陵园采访,伴随镜头的画外音:“烈士马忠先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继续见证着西藏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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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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