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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成都七中八一学校
姓名: 薛晓康
标题: 别了·肖家河
内容:


别了·肖家河

薛晓康

   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我家还在西藏军区驻四川办事处(简称川办)后面的家属区(简称后楼)。后楼大院有3幢3层高的楼房,朝西的一堵红砖围墙外,有一条整日哗哗流淌的河,这条看上去让人感到惬意的河叫肖家河。河岸边长满了绿绿的青草和树木,河水灌溉着周围的农田。每每到了夏季,河流里便会有一群孩子欢快嬉戏的身影。
   1968年8月中旬的一天,天气闷热,但后楼的孩子们都不去肖家河了。因为后楼家属委员会党支部书记范代才阿姨,正忙不迭地挨家通知,今天所有人都去川办大门,迎接从北京归来的西藏军区代表团。

   我跟后楼的其他孩子跑到川办大门,看到办公楼、围墙上和路两边插满了彩旗,喇叭里正反复播放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川办的干部战士排列在大门外的马路两侧,形成夹道欢迎队形,一直排到川办隔壁的招待所门口。不一会儿,只见一辆交通车朝这边缓缓驶来。喇叭里传出播音员的声音:“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立刻,全体干部战士也跟着整齐高喊。我从旁人口中得知,交通车上坐的是去京受到毛主席接见的西藏军区代表。我猜想,那些代表里有没有我父亲?却猛听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四起,手持一串串鞭炮的那些兵们正挨个站在墙头上,不断点燃手中的鞭炮捻子。我突然发现,有些四下滚落的鞭炮未有爆响,这下便让一群看热闹的男孩子们兴奋无比,不顾被炸伤的危险,冒着浓浓烟雾,纷纷跑过去抢拾未爆响的鞭炮。我也被激发起来,什么欢迎军区赴京代表,什么代表里有没有我父亲,这些一概顾不上了,只管赶紧冲进这个混乱场地,生怕动作比别的孩子慢了一点。可惜我的动作仍是偏慢了一点,我跟一个叫文国彬的小孩几乎同时看见一个较大的未爆响鞭炮,正当我为躲避头顶和身边爆响鞭炮而闪身的时候,文国彬却冲过去捡起了那个鞭炮。我很沮丧,文国彬则拿着那个鞭炮喜滋滋地观看。我想向他说明,这个鞭炮是我先发现的,但鉴于他是范代才阿姨的小儿子,我便打消了与他争辩的念头,紧忙去捡拾另外的未爆鞭炮。这实在是个明智之举,因为文国彬手中的那个鞭炮突然爆响了,只见他脸上顿时布满了沙状黑色颗粒,那面容让人想起了一首关于非洲黑奴孩子的歌:“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他的一颗门牙被崩掉了一块,手也被灼伤了。他显然是被吓懵了,呆立在那儿。我生怕也像他一样遭此惨状,急忙把我衣兜里装的未爆鞭炮全部掏出来扔掉,朝他喊了声“你快去门诊部”就撒腿跑了。



作者父亲薛兴邦(1955年)


   我进了家门才想起,刚才怎么没注意交通车是何时从我身边开过去的呢?怎么就忘了看交通车上有没有我父亲呢?正想着,只见我父亲的警卫员小邓来了。小邓是西藏军区警卫营的一个排长,身材不高,但体格敦实,四川德阳人,手里居然牵了一只山羊。原来,小邓是乘我父亲去北京,回老家休假了一段时间,他说山羊是他家自己喂养的。山羊长得很乖巧,像只宠物,趾高气昂地望着我。我有些犯难,这家里如何能喂养这家伙?小邓说,这不是拿来喂养的,而是拿来给我们吃的。他说着,便从厨房里寻了一把菜刀和一把尖刀,还拿了一个大木盆,牵着羊到院子里,很麻利地把羊宰杀剥皮肢解了。
   我问小邓:“怎么没见我爸回来?” 
   小邓说:“已经回来了,他们去北京的代表,正在川办会议室开会。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人,总要先跟大家报个喜才回家嘛。”
   我的天,我父亲真的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难怪小邓要拿他家的山羊前来祝贺。
   晚饭时,我父亲和我母亲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我父亲对小邓说:“谁让你拿羊肉来?”小邓的嘴很甜:“首长见到毛主席了,不应该庆贺一下吗?”我父亲哈哈一笑:“你这个小家伙,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怎么学得油嘴滑舌,还一套一套的。快吃吧,看羊肉能不能把你的嘴给堵上。”
   我对关于羊肉的问题并不感兴趣,只想听我父亲讲讲他受到毛主席接见时的情形。但我父亲只简单说了说:“毛主席在接见我们军队代表时,身体很好,比他在延安抗大给我们讲课时还精神,红光满面,这是对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极大鼓舞。好了,咱们抓紧吃饭,晚上带你们到川办大礼堂参加晚会。不错,今天我的儿女们都到齐了……”
   “这儿还有一个女儿也到了!”话音刚落,只见一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女兵蹦进屋来,咯咯地笑着挽住我母亲的胳膊,“我也算是你们家的女儿,难道不是吗?”
   我吃了一惊,我们家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女儿?我母亲介绍说:“她叫陈娜一,是西藏军区话剧团的演员。我有一次在拉萨生病,我俩住一个病房。这一住,她就把我给赖住了,非要住成我的女儿,真是太调皮了。我哪有这么大的女儿?来来,坐下来吃羊肉。”
   陈娜一说她晚上有演出任务,已经提前在招待所吃过饭了,她是特意来带我去礼堂后台看演出节目,说在那里能看得更清楚。我的父母亲同意了,让我跟她一起去。

   礼堂后台的演职人员个个都在紧忙活,陈娜一拉着我到处找地方去化妆换衣服,却无一处无人空间。她把我带到一个很狭窄的小角落,不知从哪儿扯了块用作道具的白床单搭在一根铁丝上,匆匆脱去军上衣。我顿时惊呆了,只见她的内衣竟然有好几个小破洞。哎呀,这是我此生见过的最勤俭节约的女兵,连一件好衬衣都不舍得买,至少应该用针线缝补一下破洞才好呀?难道西藏的女兵都这样艰苦朴素?她咯咯地笑:“把你看傻了吧?待会儿我要演旧西藏的农奴,只有翻身农奴才有新衣服穿。我们团正在招小演员,我看你可以来演小农奴,也穿这样的破衣服……”我说“我才不穿破衣服呢”就往台下的座位跑去了。身后传来一串咯咯的笑:“那你可以穿新衣服唱歌嘛,翻身农奴把歌唱!”
   演出开始后,我跟家人们坐在一起,完全没记住那台话剧的剧目叫什么,至今也想不起来。因为我母亲告诉我,陈娜一虽然不是主角演员,但她一人要串演好几个角色。为此,我的注意力全是在每个场次的演员中寻找她。她一会儿演女农奴,一会儿演女金珠玛米,甚至还演了一个英国黄毛女记者。她演得像模像样,如果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出来。每当我辨认出是她,立刻旁若无人地开心大笑。
   我父亲很不满地侧过头来盯着我:“这孩子怎么还手舞足蹈的,是疯了吧。”
   我母亲说:“不是疯了,是傻了。你没注意,从小在西藏军区保育院和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长大的孩子,跟父母长期见不上面,好象都比别的孩子傻,这有啥好奇怪的。你别说了,只要孩子们高兴就行。”
   我父亲摇摇头:“你这个典型的抱鸡婆,就知道护孩子的短。咱儿子在这儿乱笑,影响其他观众嘛。注意点影响啊,别真跟傻子似的,给我丢人现眼。”
   演出结束后,我父亲和其他几位首长走上舞台,跟演员们一一握手合影。我母亲突然捧腹大笑,用肘碰碰我:“快看你爸那个傻样,白衬衣都露在屁股旁边。都怪我,刚才应该给他整理一下衣服。不管他,我们先回去。他刚才还说你给他丢人现眼,看看他自己吧。哈哈哈……”
   回到家后,我父亲过了一会儿也回来了,进门就看见我母亲一个劲地笑,便说:“怎么回事?看了一场话剧就也变得这么傻?”我母亲一指我父亲的屁股,却突然不笑了,瞪大了眼睛,手指头也僵住了。因为她这时才看清楚,我父亲的白衬衣并没有露在外面,而是他裤兜里装的节目单露出了长长的一节。我父亲说:“这就是由于长时间见不着我,你也变得跟咱的孩子一样傻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全家人都又疯又傻地笑作了一团。这使我大概明白了一点,在有的时候,家人之间发生的一个小小误会,也可以成为贮藏一段欢乐时光的儿时记忆。

   我父亲仅在家住了几天,他白天去开会或是去一些单位作报告,晚上回到家,便跟我母亲猫在卧室里“密谈”,很少跟我们子女玩耍聊天。我很自觉,从不打扰他俩。也不敢打扰。因为我知道,自打我母亲1964年从西藏内调到成都后,他俩就很少见面了。尽管当时我还没有成年,但也大概明白一点,丈夫对妻子的感情,胜于对子女的感情,这也许是天经地义的吧。当然了,这也不应该是绝对的,但我那时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是我那时在家里真实体会出来的。
   不过,有天晚上我终于享受到了一丝父爱的滋味。我父亲捧了一摞旧报纸放在写字台上,并让我母亲研好墨,然后拿了几支粗细不一的毛笔,很有兴致地教我写毛笔字。我喜悦地看他向我示范性地书写了一大张,但我并不怎么欣赏他的字体,说:“我们的语文老师文柏生,他教我们的毛笔字可不是这样的,是柳体,还有隶书,还有……”
   “文老师?”我父亲笑道,“你老师的这个姓不错,天生文化人,可以当语文老师,但他未必可以当书法家。真正的书法家,并不一定要照葫芦画瓢似的,学别人写的字体。你看,毛主席写的毛笔字,‘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叫什么字体?你就叫不出来吧?但这让人看起来就是中看。所以啊,每个人写毛笔字,都要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咱们可以把这称作‘我字体’。你来试试,首先把咱家的姓写好,你来写写这个‘薛’字,让我看看。”
   这个太简单。我握住毛笔,把文老师教过的每一笔划的书写方式,都尽力发挥到这个“薛”字上,一连写了好多个“薛”。
   “这就是你们文老师教的?”我父亲以他惯用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开始了先表扬再纠正的谈话,“嗯,写得还算可以。首先,这不是错别字,不潦草,比较好认。但字的整体结构不好看。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这个字的草字头。有的草字头写得太大,这就成了头重脚轻;有的草字头写得太小,这就又成了头轻脚重。来,你再写写看,我再跟你讲……”
   当我在好几张旧报纸上写满了“薛”和其它一些字后,终于毫无兴致了,因为我真的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头重脚轻。我母亲知道我这是困了,于是叫我快去睡觉。
   我父亲扫兴地说:“好,去睡吧。这练毛笔字啊,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事……”
   “行了行了。”我母亲把我父亲拉走,“这家里除了我,没人听你作报告。你明天就要回西藏了,早点休息吧。”
   我上床后在想,我家五个子女,为啥我父亲只教我一个人写毛笔字呢?一床棉被遮盖着我的满意之感,使我渐渐进入深受某种“恩惠”的甜甜梦乡……

   正如一句老话说的那样,叫“好事成双”。就在我们全家人还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十多天后,后楼家属委员会党支部书记范代才阿姨又发布了通知,要所有人在今天(1968年9月5日)注意听广播电台里的重要新闻,是关于西藏的,而且有可能听到有些孩子父亲的名字。
   果然,川办的大喇叭响了,传出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开始播放今天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闻。选举的革委会主任是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我注意听播音员念的革委会其他成员的一长串名字,听着听着,我一阵惊喜,居然听到了我父亲的名字。我顾不上跟别的孩子说话,激动地赶紧跑回家,拿了一个竹编簸箕和一个小布袋,翻墙出去到肖家河的一条小沟渠,顶着烈日,捕捞了满满一小布袋鲫鱼,让保姆今天多做两个菜,等我母亲下班回来后,跟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庆祝一下。
   这天的晚饭,菜很丰盛,家里始终洋溢着欢乐气氛。我说听见广播电台里念了我父亲的名字,我母亲说她也听见了,就连不识几个字的保姆也在一旁说,她也听见了,还说只可惜她不会写我父亲的名字,不然她会记在本子上的。这下把我母亲逗得直乐,启开了一瓶葡萄酒,给我们和保姆的酒杯都斟上酒,连我最小的不到6岁的弟弟跟前也摆上了酒杯。不过,这只是摆着表示一下庆祝的意思,我弟弟妹妹酒杯里的酒全部被我母亲一口接一口地喝掉。
   我一手捂住酒瓶,说:“给我爸留一点酒,等他下次从西藏回来以后,我们再一起喝。”
   我母亲嘴一撇,说:“你爸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再说了,哪能让他喝我们剩下的酒?等他回来再开一瓶就行了,来,我们喝,干了!”
   许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我母亲那天喝酒像是在喝水,我感觉她把那一杯杯酒当作了天降的甘露,用以滋润她的歌喉。是的,她当时还没有尽兴,她需要唱支歌来表达一下心情。只见她端起酒杯,放声唱起歌剧《小二黑结婚》里的一段歌:“清粼粼的水,蓝格莹莹的天……”
   我母亲到了晚年还跟我回忆起那顿晚饭,她骄傲地说:“那点酒算什么?我平时一般不怎么喝酒,但真要喝起来,以我的酒量,至少是两斤白酒。我当年在西藏工作的那个期间,满满一铜壶的酒对我来说也不在话下,把那些藏胞都看得一愣一愣的。嘿嘿,当然了,那是青稞酒,度数太低了。不过,有件事我这一辈子都没弄明白,就是很多男人怎么一喝醉就东倒西歪,又是吐又是闹的。你喝醉了就去睡觉嘛,干吗非要弄得一点形象和风度都没有了呢?真是的,搞不懂。”

   可是,快乐的时光并不持久,如同在花季里盛开的喜人鲜花,也有凋萎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料到,一场灾祸正悄悄降临到我们家。
   1968年9月的一天,我去母亲的单位去找守门的那位姓杨的叔叔。因为那时候我爱好集邮,杨叔叔每回见到我,总会喜笑颜开地把我叫进收发室,拉开抽屉,让我随意挑选新发行的“文革”邮票。我最喜欢的是那些毛主席诗词邮票,杨叔叔说他是特意给我留着的,邮票钱则由我母亲一定要坚持交付给他,所以我已经跟他混得很熟,有时还学着我母亲的口吻叫他“老杨”,他乐呵呵地说:“老杨也是你叫的?没大没小,没礼貌的小家伙,当心以后我不帮你集邮了啊。嘿嘿……老杨,我有那么老吗?只要我老杨一刮胡子,那就成小杨了……”
   然而在这天,杨叔叔的神情和态度跟过去大不一样,很紧张地叫我别进去。我问为什么?我要进去找我妈。杨叔叔焦急地在收发室的窗户上向我连连摆手,还扭头左右张望进出大门的人。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便径直往院子里走。突然,我看见道路上牵挂着一些白纸黑字的大横幅,其中有一幅写着醒目的大字:“打倒走资派安插在公安的黑干将李秀珍!”我顿时懵了,发呆地站在那儿看。杨叔叔急跑过来,拉住我就往大门外面走,边走边说:“孩子,你先回家去。别害怕,你妈是好人,那些造反派整不倒她的。她现在不在单位上。走吧,听话……”
   杨叔叔的声音是慈祥关切的,而从我身后传来他发出的一声叹息,却是沉重痛心的……

   我母亲很晚才回到家,我问她上哪儿去了,她边脱弄脏的外衣边平静地说:“到肖家河去转了转,在河边上坐了一会儿,想点事情。没事,你去睡吧。”
   看她疲惫不堪的模样,知道她是有意瞒着我一些不好的事,但我不便追问她,更不敢跟她说我今天去过她单位。
   后来,我母亲跟我讲了那天发生的事——她被一帮造反派抓到锦江大礼堂批斗,并在她胸前挂了一块牌子,牌子上面写的字跟她单位里挂的那条横幅上的字一模一样。
   礼堂的台上站了十多个省市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正中间站的是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秦传厚。我母亲站在最边上,她身旁站的是一位姓龚的区长。她奇怪地问:“你不是政法系统的,怎么也被揪来了?”龚区长低头小声说:“我跟你差不多,属于陪斗。”她忍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就听台下的“革命群众”有人喊:“那个女的不老实,还敢笑!”
   她不笑了,但很快就愤怒了。因为她看见有个造反派的人在反扭秦厅长的胳膊,叫他老实交代。台下有人惊呼:“哎呀,那个走资派的胳膊还会打转!”
   我母亲清楚,秦厅长的胳膊早在战争年代就伤残了,身上还留有没取出来的弹片。她不禁想到了1949年4月28日,那是太原解放的第4天,她和我父亲的婚礼在阎锡山行政公署里举行,18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是证婚人,而保卫部部长秦传厚便是婚礼的主持人。她无比怀念那个俭朴而温馨的日子,也非常感念那些关爱同志的老首长。于是她忍不住喊道:“你们不能这样!秦厅长在革命战争中多次负伤,他是伤残军人,我们在战场上对俘虏都要优待……”
   “你不准讲话!”一个造反派头目怒气冲冲地打断她的话,“马上就收拾你!”
   我母亲被彻底激怒了,把挂在她胸前的那块牌子取下来扔掉,高声说:“我是西藏边防军人的家属,如果有谁敢把我打坏了,他负不起这个责!”说完,她便昂首挺胸地走下台,却没有人拦她,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陪斗”的“黑干将”就这么走掉了。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会那么胆大?她纠正我说那不是胆大,是勇敢,还指着贴在她卧室墙上的一张女明星画像对我说:“她就是我心中的榜样。”我之前没怎么注意那张画像,这时候才认真看了看,那张画像正是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女主角江姐。

   过去,我总记着那句老话叫“好事成双”,但忽略了还有“祸不单行”这句老话。
就在我母亲“陪斗”没过多久,她接到从拉萨来的长途电话,是西藏军区保卫部的乔处长打来的。他告诉我母亲,薛政委到下面单位去检查工作,被一帮造反派给抓走了。我母亲急忙问,是在哪个地方被抓走的?乔处长说是在林芝地区,是军区生产部建设兵团农垦师的一部分人当了造反派,另一部分人当了“保皇派”,双方正在对峙。乔处长在电话里说得很急,口气也很紧张:“上面要求我们对这个情况暂时保密,你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个电话是我打的,薛政委曾经是我们的老部长,我们保卫部的同志们正在想办法,但有一定困难,因为现在的局势很乱,不好直接派部队去营救,那样局势可能会变得更乱。你一方面要做最坏的思想准备,一方面你也要赶紧自己想想办法。”
   我母亲说了声“知道了,谢谢小乔”便放下电话,伏在桌上不停抹泪。
   为了不让她的孩子们知道这事,她又独自去了肖家河。在她眼里,哗哗流淌的河水已不再似“清粼粼的水”了,天也不再似“蓝格莹莹的天”了,唯有伤心欲绝的哭泣声成为她唱给肖家河的一支悲歌。
   她坐在河边哭了一阵,终于冷静下来,“老是这样哭不行啊”。她猛然醒悟,乔处长在电话里讲的最后那句话,是提醒她的一句关键的话。是应该自己想想办法。她苦苦地思索着,是否去找那两位最熟悉的老首长帮帮忙?可是,谭冠三政委已在前年(1966年)调到北京去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听说他最近也受到了冲击,不好去找他。再就是张国华司令员,但他也在去年(1967年)调离了西藏,到成都军区任政委。看来,只有自己亲自去西藏跑一趟。但自己对现任的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和政委任荣并不熟悉,这该咋办呢?不行,还是要去找张国华政委,他就在成都,是距离肖家河最近的老首长。
   第二天,我母亲叫我跟她一起去见一下张国华政委。我问是什么事?她搂了搂我,为我整理好衣服和衣扣,那动作像是在为我包扎伤口。她想了想,说:“算了,你别去了,还是我一个人去。”
   几十年过去后,我母亲才向我讲述了当时发生的那些事——
   那天,我母亲去成都军区大院找到张国华政委,向他讲了我父亲所处的危险情况,他很气愤:“怎么能搞成这样?乱来,太不像话了!唉,真没想到,我们的诸葛亮也会遭这份罪。”
   我母亲焦急地向他求助,他不断安抚我母亲,然后讲了目前的军队局势。大概意思是说,去年(1967年)的7月25日,林彪、江青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在全国掀起。因此,受到冲击的不止是西藏军区机关,混乱局面愈发不好控制了。
   我母亲一听,更加着急了,她几乎是喊着说:“老首长,当初我的老薛可是你和谭政委把他带进西藏的,要说他走了什么道路,那也是革命的道路,是进军西藏的道路,怎么可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不能不管呀。如果老薛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把我的孩子们全都交给你,你给我养!我去一头撞死在那些造反派的面前,要他们永世不得安宁!”
   张国华政委没有生气,连忙安抚我母亲不要着急,说他一定会想办法,尽全力把老薛营救出来。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思考了一阵便拿起电话,给西藏军区政委任荣讲了几句话,接着给成都空军指挥部打了电话,然后对我母亲说:“下星期一有架军用飞机去拉萨,你一早就去太平寺机场调度室,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不过,只能委屈你一下,是架运输机,不是客机。唉,我说小李子呀,你自己去拉萨,我还真有点不放心。要不这样,让我爱人跟你作个伴,陪你一起进去。”

   我母亲非常感谢,但拒绝了。在她年满91岁生日那天,她眼含泪水地跟我说:“张国华是个好首长,我想着当时对他那样没礼貌地说话,真有些惭愧。我那也是实在急得没办法了,要不然,那时候你就差点没有爸爸了……”



“公安公社”袖标(1968年)


   临去西藏前,我母亲做了精心准备。她悄悄叫一个姓曾的公安干警帮忙,从公安局造反派那里要了一个红色袖标,袖标上印着“成都·公安公社”几个字,还盖有造反派组织的印章。这是根据她曾经干了几年谍报工作的经验,以防万一,可以随时见机使用的时髦政治“道具”。但她并没有向子女们透露一个字,只说她要去外地出差,时间可能比较长。为了不让我们子女担心,她把我和我姐送上了去河南老家的火车,叮嘱我俩,一定要等到她发的电报才能回来。我心里有种不详的感觉,但没问她。因为我知道,问也白问,她的保密观念很强。
   在我要回河南老家的头天晚上,母亲把我叫到她的卧室,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像章背面有字:“最最幸福的时刻1968· 8·11·16·32时接见纪念·西藏· 编号:7885”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父亲的,一时高兴得合不拢嘴。我母亲说:“收好。别让他们(其他子女)看见。你要喜欢,等我这次出差回来,再多带些毛主席像章给你。”

   我母亲在拉萨贡嘎军用机场下了飞机,直奔西藏军区司令部大院。她对这里太熟悉,这里的每座建筑、每棵树木,都曾记录过她的一段当党办机要秘书的青春岁月。可是,她发现此刻军区首长一个也不在家里,也不在各自的办公室。她一问,才得知首长们正在开党委会。于是,她急匆匆去了会议室。由于救夫心切,她严重失态了,第一个动作竟然是冲到军区司令员曾雍雅的跟前,一把将桌上的公文包抓起来,用双手紧紧抱在怀里。曾司令员看着这位身着公安服的女同志,吃惊地喊道:“你是谁?卫兵!”
   军区副政委廖步云连连摆手:“别别,她是老薛的爱人。”
   军区政委任荣也说:“对对,她是老薛的爱人。”
   曾司令员气气地说:“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干部家属,我们这是在开军区党委常委会,太不像话了!”
   我母亲高声说:“老薛也是党委常委,为啥他没来参加?你们这就是在开黑会!现在老薛被造反派抓去了,生死未卜,你们为啥不去救?咹!还、还保密……”她忍不住泪如雨下。
   廖副政委过来劝解我母亲:“小李子,好了好了,我们不正在商量救老薛的方案嘛。来,你先跟我走,让他们继续开会。没事儿,你刚下飞机,到我家里休息一下,相信我,听我的。”
   我母亲噙着眼泪来到廖副政委的家,一进门便看见桌上摆放了十多枚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她眼睛一亮:“可以给我几个吗?”
   廖副政委把手掌一摊:“当然可以,只要你喜欢,这全都送给你。”
   我母亲立刻破涕为笑:“那咋行,我只选几个就可以了,是我儿子喜欢。”
   廖副政委笑道:“你可真行,一边想着怎么救丈夫,一边还想着怎么让儿子高兴。这些像章都是我北京的几个老战友送的,你自个儿选吧。”
   我母亲选了几枚背面刻有制作时间和字的像章,装进了她的军用挎包。
   这时,廖副政委接了一个电话,他边听电话边点头:“好,好好,知道了,早应该这么办。”他放下电话便对我母亲说:“你看,我说让你不要着急吧?怎样,我们总会有办法的。”
   原来,办法是首长们下的决心,而这个决心又来自于张国华政委,是他打电话给西藏军区党委,请他们派部队去把老薛抢出来,一切责任由他来负。于是,军区首长指派驻林芝的52师参谋长白泉,带师警卫连去抢薛政委,并提出几点严格要求:一是不准带武器,只带腰带;二是要乘造反派的不防备之时见机行动,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三是抢出薛政委后不要在林芝停留,立刻派警卫战士护送到拉萨。
   第二天,我母亲跟她的老薛在西藏军区司令部大院里会面了。廖副政委说:“你们在生产部的家,已经在前些天被一帮造反派给抄了。因为事发得太突然,我们当时没来得及赶过去制止。一些藏族职工很气愤,造反派骂他们是保皇派,双方差点打起来。那个场面十分混乱,幸好保卫部和军区警卫营的人赶过去了。如果在那儿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那影响可就太恶劣了。”
   我母亲见老薛的眼睑青紫,心痛地问:“你挨打了?”
   老薛笑笑地说:“没有。是那些人围着我,你推我搡地要我回答问题,不小心碰着我的眼睛了。只是警卫员小邓跟他们发生了抓扯,结果小邓的腰被打坏了,52师已派车把他从川藏线送往内地治疗去了。”
   我母亲说:“现在局势这么乱,是谁让你下去检查工作的?部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父亲说:“秦卓然部长回内地治病去了,我不去谁去?就是因为局势太乱我才去的嘛。唉,中央军委为了西藏军区的生产建设,专门成立了这个正军级单位生产部,还编制了近五万人,可见中央领导对我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我在政委这个位置上没挪窝地苦干了好几年,这叫我怎么说呢?如果按中国古代人说话,我就是朝廷的一个罪臣,是重罪臣……”
   廖副政委催促道:“不能这样说。好了,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张国华政委刚才又来了电话,要我们把你俩连夜送到机场,明天一早坐军用飞机回成都。我们都安排好了,不然造反派来闹,我们会很被动的,赶紧上车走吧。”
   我母亲坚决不走,让老薛先走,她还要去家里清点登记被抄走的东西,以备“秋后算账”,说她过些日子再走。
   老薛无奈地对廖副政委说:“你别劝她,劝也白劝。她性格犟,典型的主观主义者,又是山西人,天生抠门的主,值钱不值钱的东西,到了她那儿都是宝贝。你看,都这种时候了她还惦记着,让你见笑了。”
   廖副政委忙说:“哪能呢?我不见笑不见笑。老薛,你福气,娶了个好媳妇啊。这样吧,你先去机场,有警卫战士护送你。我说呀,小李子,你非要留下来,我也拦不住。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如果有什么意外情况,你一定要马上电话告诉我。老薛,多多保重啊。到了成都,代我向张国华政委问好。唉,你这回可是太遭罪了。走吧走吧,赶紧上车走吧。过段时间,咱们成都见面再好好聊。”

   老薛在生产部的家和办公室,设在“八一农场”场部里面,是一幢有些年代的藏式房子,旁边有50年代陈毅副总理和谭冠三政委栽的苹果树。
   当我母亲走进屋时,看见四处一片狼藉,忍不住又落泪了。她仔细清理着房间,并拿着笔记本记下所有被抄走的东西。特别是那部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她发誓要把它找回来。因为那是当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老薛作为保卫部长先期到印度安排布置保卫工作,他用自己的银元(那时西藏军区是用银元发工资,后来改为一半银元一半纸币,再后来改为全部用纸币)买了这部收音机,以作纪念。可惜还没等她把收音机找回来,一帮造反派却乘坐两辆大卡车从林芝赶来了。
   第二天傍晚时分,只见黑压压一片造反派的人,以群狼狩猎之势将老薛的住宅团团围住,就听有人高声呼喊“走资派,滚出来!”随之震耳欲聋的“打倒”声此起彼伏。突然间,人们安静下来——有个女人出现在老薛住宅门口的石台阶上。那是谁?穿一身公安蓝制服,胳膊上还戴着个“公安公社”的红袖标,手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傲然挺立。
   那是我母亲。她正想会会这些人,把他们认认清楚。可是,当她真正面对这些情绪激愤的人,她感觉到了身处的危险境地。不过,现在没有别的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强作镇定。要想拒绝他们进入老薛的住宅,或者要想避免他们去机场揪斗老薛,唯一的办法就是欺骗他们。在那个被政治雷劈斧砍的伤残岁月,保护一个对党忠诚的政工干部是如此艰难,必须用真理般的谎言来实现——我母亲握着《毛主席语录》本,心想:“我是江姐我怕谁?”她在众目睽睽中稳步走下石台阶,径直朝前面的一辆卡车走去,然后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高声宣布:“革命的同志们,造反的战友们,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姓薛的政委,早在他帮助组建西藏公、检、法系统的时候,就一直执行资本主义反动路线。我今天来,就是代表公安系统的革命造反派,要他向党和人民坦白交代,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但是我来晚了一步,他刚才已经趁乱跟几个人往林芝方向逃跑了……”
   周围一片哗然,有人对此抱怀疑态度。薛政委昨天才逃离林芝,这岂不是自投罗网?
   我母亲振振有词地解释:“你们都被那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蒙蔽了,那是他的一贯伎俩。因为他在30年代就当过地下党的组织委员,所以他从来都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大家伙儿还愣在这儿干吗,快去追啊——”
   人们开始相信了,纷纷叫嚷着、漫骂着,争先恐后地爬上卡车,并按我母亲手中《毛主席语录》指点的方向,一路呼啸而去。
   这时,场部的一些被称作“保皇派”的藏族职工赶来了,男职工手拎大铁锹,女职工则手举大扫帚,他们气喘吁吁地不住捶胸顿足。我母亲非常感谢他们:“吐切切、吐切切(藏语:谢谢之意),没事了,都快回去休息吧。回吧。吐切切啦。”
   我母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她独自站在重归寂静的院子里,把《毛主席语录》紧按在沸腾的胸口上,以此将自己的心身燃成一盏保佑丈夫的神灯。
   燃亮的,是一颗受到创伤的流星。它把毕生的光辉缩影于夜空的瞬间,同时在我母亲的腮边悄然洒下闪亮的一滴、一滴、又一滴……于是,她一边拭着泪珠,一边望着夜空,把心中的痛苦和愤怒,以及满腹的伤感和委屈,焚成一串酣畅淋漓的诅咒:“龟孙子们,把车开快点儿,再开快点儿,让你们去造翻(反),造翻车吧,翻死一个个的龟孙子……”

   数天后,我母亲收拾好一些东西,场部的藏族职工热情地帮她打了两个松木大毛箱,催她尽快离开这里,还说,他们要为薛政委祈愿念经,盼望薛政委有一天能平安回来。
   老薛来了电话,问我母亲怎么啰啰嗦嗦,到现在还没回成都?她说:“快了,最麻烦的是要给上千册书打包。”老薛说:“嫌麻烦就不要弄了,抓紧回来吧。”她一听,几近发怒地嚷:“那咋行?你一辈子爱书,这些书都是我俩大老远从内地一点一点带到拉萨的,有的书还是你在延安抗大就保存的,你当年行军打仗都没舍得扔掉,容易吗?”老薛只好说:“行行,你自己看着办吧,挑选一些就行了。还有,公家的东西不要装箱啊,拿一张纸也不行。你懂的。”
   直到看见两个毛箱和装了书的几个大麻袋装上了生产部的一辆卡车,我母亲才去往贡嘎机场。临行时,一些藏族职工前来为我母亲送行,在场所有人的眼里都含着泪水。我母亲上了一辆吉普车,心情复杂地一边向那些忠厚善良的藏族职工挥手,一边回望着老薛住的藏式住宅,不禁猛地深埋下她伤感的头,前额死死抵住右侧的车框,一路洒下串串泪珠……

   十多年后,我在西藏军区政治部任职期间,曾去过“八一农场”,与我父亲当年住过的那幢藏式房子对视交流。有的男女藏族老职工认识我父亲,他们很淳朴,很记感情。有一天,当陪同我去的原18军老战士、摄影记者陈茵介绍我是薛政委的儿子后,他们立刻从家里取了哈达、青稞酒和酥油茶,跑来把我围住,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让我感动不已。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精心守护陈毅元帅当年种的那几棵苹果树。他们把树上结的苹果取名为“红元帅”,并竖立了一块木牌,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着“陈毅元帅·一九五六年手在红元帅苹果树”,以此纪念陈毅元帅和教育子孙后代。



1956年陈毅元帅在西藏军区生产部八一农场栽的苹果树


   我注意到,牌子上写的有个明显的错别字,“手在”的“在”应为“手栽”,但我始终没有指出来,直到十多年后我离开西藏,也没有去纠正那个错别字。因为我决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可能会刺伤他们情感的言语,他们都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翻身农奴,对共产党、毛主席和金珠玛米有着真实的,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我怎么可以随便伤害他们的这种感情呢?
   直到今天,那些头发稀疏花白的藏族老职工手捧哈达,拎着小铜壶,端着小木碗,颤微微地小跑着向我奔来的情景,时常像一部《军民鱼水情·汉藏一家亲》的电影慢镜头,在我脑海的屏幕上一遍又一遍地放映。我会长时间怔怔地反复观看,陷入深深的感激和怀念之中……

   1969年元旦刚过,我母亲给河南老家发来电报,叫我和我姐马上回川办的家。
   回到家,我发现我母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格外抖擞。因为两个松木毛箱和装了书的几个大麻袋已经送到我家了,军区派人把我父亲被抄走的那部半导体收音机也送还回来了。我母亲请工人把毛箱改成了书架,那一排摆满书的书架放在我的卧室里,几乎占了我小小卧室的一半空间。我刚进屋就惊喜万分,并从那是开始,我便有了每晚看着书入睡的习惯。
   我母亲没有食言,给了我几枚毛主席像章。我问这是哪来的?她说是廖副政委送的。我问她是不是见着我爸了?她说是的,已经回内地了。我问怎么没看见我爸的人影呢?她告诉我,张国华政委已经安排我爸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去了,说这是为了保护我爸,暂时去避避风头,等他结业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保护?我爸怎么了?我一头雾水。

   这时候警卫员小邓养伤出院到我家里探望,我向他打听我爸的情况。他把我拉到阳台上,悄悄告诉我:“你爸前段时间被一帮造反派扣押揪斗,他们有几个人把你爸装在箩筐里坐着,拿一根绳子把箩筐挂在房梁上,叫他回答问题,然后手一松,箩筐就掉在地上。我实在看不下去,冲上去跟他们打起来,结果我的腰被打伤了。这情况可千万别让你妈知道啊,你爸给我交待过的。现在军区警卫营要缩编成警卫连,我也要转业了,不然我还不会跟你讲这些。”



作者全家福(1979年)


   原来是这样啊。我父亲大难不死,而我那只身去拼死救夫的母亲,真有点像江姐那么勇敢。
   两个月后,我入伍去某野战军当了小兵。随后的几年里,我姐、我妹和两个弟弟也陆陆续续地入伍。

   我入伍不到两个月,便从西藏传来噩耗,我父亲的一个部下不幸牺牲了。那个人叫秦义轩,是西藏军区生产部建设兵团(404部队)易贡农垦团政委。这个农垦团是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支援西藏军区”的指示精神,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农八师抽调的2000多人组成,于1966年初分两路奔赴西藏。干部和战士从新疆乘火车抵达西宁,然后乘汽车从青藏线入藏;干部的家属和子女乘火车抵达成都,然后乘汽车从川藏线入藏。他们带来了一些包括拖拉机、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垦荒机械设备,在林芝易贡地区扎营建立了林州农场,并招收当地的各民族适龄人员当职工,一起开荒种地和担负戍边任务。干部和战士配发枪支弹药,正所谓“拿起锄头能劳动,拿起枪杆能战斗”。



秦义轩烈士遗照(1969年)


   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易贡农垦团的一些人分成两派,渐渐由“文斗”升级为“武斗”,所幸生产部提前下令,及时收回了全部配发的枪支弹药并入库封存。刚从北京参加完学习班的农垦团政委秦义轩主动请缨,赶回易贡去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以恢复农垦团的正常秩序,继续开展农垦任务。不料他于1969年5月18日被造反派揪斗致死,年仅39岁。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我父亲无比悲痛,立刻打电话给生产部部长秦卓然,请他代表生产部党委安排好秦义轩同志的后事,严惩凶手,建议上报追认秦义轩同志为烈士。我父亲说:“秦义轩同志带队从新疆来到西藏,满腔热情地艰苦工作,他是来搞建设做贡献的,不是来挨揪斗受迫害的。他爱人才36岁,有4个未成年的小孩,这让人家今后怎么生活?咱们对不住他呀……”

   根据生产部党委上报的意见,西藏军区党委于1969年11月14日指示军区政治部,下文件批复“同意秦义轩同志为烈士、其四个孩子由国家抚养到十八岁,每人每月十八元。”




原西藏军区政治部批复文件(1969年11月14日)


   1971年,西藏军区生产部撤消,所属的工厂、农场、电站、矿场等单位全部移交给地方政府。易贡农垦团的干部战士全部返回新疆,归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单位。秦义轩政委的墓,移入林芝波密革命烈士陵园。
   时至今日,一旦提起这段往事,我的92岁的老母亲仍会泪湿衣襟。

   1985年4月底,我收到我父亲病危的电报,于是向军区请了事假,从拉萨乘飞机赶到成都军区总医院。院长景嘉魁告诉我,我父亲由于曾经长期在西藏各地奔波工作,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心病,时间已经拖得太久了,医院正想办法尽力抢救。



1985年5月


   5月2日这天晚上,雷雨交加,我亲眼目睹了医生们紧张抢救我父亲的全过程,直到他最终停止了呼吸。当我母亲抱着我父亲的遗体放声痛苦时,我不忍看这个场景,转身走到内四科医生办公室,茫然地呆坐着,不愿相信我父亲去世的事实,不禁想起我父亲离开西藏时曾经对廖副政委说他自己是个“罪臣”的话。我默默地拿起笔,在桌上放的一张“处方签”上,为我父亲写下一幅挽联:
在世无惭真公仆   盖棺犹是老忠臣

   我想对他说:“爸,你不是什么罪臣,更不是什么重罪臣。你在儿子的心里,实实在在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可如今,无论我对他说什么,为他写什么,他都永远无法知道了。我想忍住眼泪,到底忍不住,“哇”的一声,伏在那幅挽联上失声痛哭……



作者母亲李秀珍(2022年)


   我们家是1972年搬离川办的,我曾回去看过几次。我家的后楼老房子仍在那里,但围墙外面的肖家河却变得面目全非,四处都是新盖的民宅和商铺。我知道,这个变化是早晚都会自然发生的,就像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也会在不可预见的时间段里发生改变。我们只能冷静坦然地接受和面对这一切,因为时代的潮流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愿而停滞,就犹如这哗哗流淌的肖家河水,只在我的眼前一晃而过,它以这种方式向我匆匆道别,或是向一个时代的某一阶段匆匆道别,只给你留下一个符号般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仅此而已。

   那么好吧。别了,肖家河。

2023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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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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